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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不仅是“受命”的信物，据说还具有“合符信”的作用。《尚书大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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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有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削〕，此所谓诸侯朝于天子也（据陈寿祺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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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完备的“复圭”、“留圭”的制度，恐出于后世润饰，但是“冒圭”的制度也还有所依据。《白虎通·瑞贽》篇也说：“合符信者，谓天子执瑁以朝，诸侯执圭以觐天子，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天子执瑁以朝的说法，是根据《考工记》的，《考工记·玉人》说：“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据说瑁的形状像犁冠，因而可以用来冒在圭上。《说文》说：“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关于瑁的应用，最早见于《尚书·顾命》。《顾命》记述周康王即位时接受“册命”典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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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麻冕黼裳，由宾阶 。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 。太史秉书，由宾阶 ，御王册命，……王再拜兴，……乃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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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王国维著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书顾命同瑁说》等三篇文章（《观堂集林》卷一），加以注释。这时成王刚去世，由太保为册命之主，把成王的遗命传授给康王，由太宗为傧，太史执策宣读命书。其所以要由太保承介圭，上宗奉瑁，太史秉命书，因为圭和瑁就是成王遗命的信物，也就是传王位的信物，以便康王即位后执以朝诸侯的。在西周时代，政治上重要的策命，常授以玉器作为信物，所以这时太保把成王遗命传授给康王，同时太宗也把天子的瑞信——瑁传授给康王。《顾命》的“同”字，《今文尚书》作“铜”，《白虎通·爵》篇引作“铜”，虞翻说：“今经（指《今文尚书》）益‘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三国志·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王国维解释说：“上经言太保承介圭，今文家盖以为天子正玺，此释铜云天子副玺，则与《考工记》之冒，正相当矣”（《书顾命同瑁说》）。今文家认为这种圭和瑁，性质上和后世的玺相同。《顾命》的“瑁”字，古文又作“玥”，《说文》说：“玥，古文从冃”，也或省作“冃”。虞翻又引郑玄说：“古冃似同，从误作同。”则又以为“同”字为“冃”字之误，今本“上宗奉同瑁”，是兼存了“冃”的误字“同”和“冃”的繁体字“瑁”。郑玄又把“冃”解释为“酒杯”，王国维又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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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谓同瑁一物，即古圭瓒。盖圭瓒之制可合可分，天子之瓒与诸侯之命圭相为牝牡，诸侯朝天子，天子受其命圭（《聘礼》有受玉之事，朝觐礼亦宜然，《尧典》所谓辑瑞也），冒之以瓒，因以行祼将之礼。以其冒圭之首，故谓之瑁；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此说虽无根据，然味经文“以异同秉璋以酢”一语，古秉柄一字，大保自酢，以璋为同柄，其献王时自必以介圭为同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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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沟通今古文二家之说，很有见解，但是认为“以其尽冒公侯伯三等之圭，故谓之同”，终不免缺乏根据，还是把“同”字认为“冃”字之误，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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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关于“贽”的作用与“命圭”制度，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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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品级的“贽”，具有身份证、徽章的作用，用来识别贵贱，表明贵族的等级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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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圭”为高级贵族的身份证和徽章，具有代表一定的特权的性质。“命圭”往往由上级贵族在分封土地或策命时颁赐，作为受封土地或受命的信物，甚至具有符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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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侯的使者受命出使时，同时受圭作为受命的信物。聘问他国君主时，要执圭往见，作为致其君命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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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子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的典礼，当大臣把遗命传授给继承人时，也常以圭和瑁作为遗命的信物，把瑁传授给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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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命圭”制度，可能是西周时逐渐形成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情况，记述赏赐物品很详细，并没有圭在内，可知当时“命圭”制度尚未确立。但据《尚书·顾命》看来，成王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典礼时，已用圭和瑁作为传授遗命的信物，这时当已产生“命圭”制度。根据本节所引史料来看，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代，这种“命圭”制度确已流行。这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推行玺印制度以前，在贵族的政治组织中确立和维护人事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战国时代楚国大臣的高级爵位有所谓“执珪”、“上执珪”（详拙作《战国史》第六章第五节），还是沿袭这种“命圭”制度而来的；他们所执的代表爵位和特权的珪，还该出于楚王所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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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四 “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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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贽见礼”中，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和地位；而“贽”的授受仪式，就进一步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关系。不仅授受的地点，用来表示宾主之间地位的高下；执“贽”的手法，授受的方式，受而是否归还，都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地位关系。因而被用作确立和维护贵族组织关系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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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谈到“贽”的授受的地点，是按宾主的身份而有所不同的。这在春秋时已很注意到这点。《左传·成公六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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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杜注：“礼，受玉两楹之间，郑伯行疾，故东过”）。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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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郑伯与晋君的地位相当，授玉应该在两楹之间的中心地点，这时因为郑伯走得快了些，到了东楹之东授玉，地点偏东，这是地位较次于主人的宾客授玉之处，这样，郑伯就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士贞伯要说他“自弃”和“不安其位”，甚至“不能久”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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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玉”的手法，尤为春秋时贵族所注意。《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有邾隐公到鲁朝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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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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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贡这一席话，可知“执玉”高低，按礼有一定分寸，即所谓“度”，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度”，太高表现为骄傲，太低表现为自卑。而且是否合“度”，关系十分重大，甚至关系到“死生存亡”。《论语·乡党》篇说：“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蹜如有循。”如此说来，执圭不但高低要有分寸，身体的姿势、神色、脚步，都要郑重其事，战战兢兢，合乎一定的规矩。《礼记·曲礼下》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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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