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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重新思考，并非故作深沉，恰恰相反，它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近年来史学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我们或许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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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历史学。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其字形仿佛人的手在握笔记事。这个“史”，就是商朝专门掌管记事的官员，即所谓史官。以后的内史和外史、左史和右史，都是掌管记事的史官。正如《礼记 · 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就这样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或历史著作。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说他一生只整理历史而不创作，《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孔子整理历史的产物，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其中最具历史意味的当首推《春秋》，它是孔子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的编年史书，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部春秋时代的史籍，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而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则大大丰富了这部春秋时代编年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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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出现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渐成为显学，蔚为大观。从此连绵不绝，留下了号称“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其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卷帙之浩繁，衔接之紧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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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受到冷落，社会上出现了轻视与鄙薄历史的风气。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中学教育领域，历史久已成为一门不被重视的课程。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开设历史课程的系科寥若晨星。这与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难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就可以不必学习历史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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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政府官员和各类媒体中缺乏历史素养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有识之士无法容忍的“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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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家大报，竟然刊文堂而皇之误导读者：北宋的徽宗和钦宗死于“漠北”。实在令人惊诧莫名！徽、钦二帝的死地叫做五国城，就是现今黑龙江的依兰县，与“漠北”（蒙古）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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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年来某电视台播放的关于清朝帝王的电视剧，自诩为正剧，并非戏说。但是，缺乏历史常识的错误几乎俯拾即是。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孝庄皇太后经常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孝庄文皇后”是她死后的谥号，这个谥号的全称是：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她活着的时候，是决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是“孝庄”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字来叫，开口闭口“我孝庄”如何如何，荒唐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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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年来上海有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脱口而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上海开埠以后，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直至前几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年（1843—2003年），沪上大报又在鼓吹：160年前的“渔村”如何一跃而为国际化大都市？据此，当然不必讥讽他们关于上海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但是说他们是想当然地以讹传讹是毫不为过的。160年前的上海根本不是什么“渔村”！上海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即1291年就已经建立了县城（上海县），经历明代的繁荣，到了清代中叶开埠以前，早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市，1843年以前哪里还会是“渔村”呢？何况现今上海境内的松江早在唐代即已建立县城，嘉定则在宋代即已建立县城，青浦在明代也已建立县城，难道过了几百年统统倒退为“渔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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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轻视历史所带来的恶果，或者说是一种惩罚。这种现象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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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坦普勒（Robert K. Tmple）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ph Needham）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的。当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英国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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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一段出自西方人对中国历史与文明高度评价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豪之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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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历史，不仅意味着数典忘祖，而且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即将成为历史而载入史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我们的后人也以轻视历史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就将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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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保存或铭记了那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民族传统中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它是谱系学的一种比喻形式的具体体现。与这种狭隘的关注主题相分离的是，历史需要一种说教功能作为特别的道德或政治教训资源。但是，更应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自知的形式，或者说是探寻自知的形式，它不满意于狭隘的“满意”，并且不期待具体问题的答案。它是一种智慧形式，即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程度上，历史将始终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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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历史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将来。历史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现在，看待将来，而不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于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些人眼中所谓的“老古董”。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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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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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人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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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但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却非常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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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要的重大课题。人类是由一种古猿演变而成的。人类从古猿分化出来，大约经历了1000万年的时间。1000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500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遗存。在古人类的考古史上，1000万年和500万年这两个基本分界之间的时期，人类始祖与猿分离，向原始人类演进。然而，这只是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有关这一演进过程的实物证据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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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距今约400万年到100万年，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向人类进化的趋势，它已能直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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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最早人类是“东非能人”。它是肯尼亚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家路易斯 · 利基（Louis Leakey, 1903—1972年）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瓦峡谷发现的。“东非能人”的体质形态比南方古猿显得进步，能两足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石器工具，因此被判定为最早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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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 · 利基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到非洲的肯尼亚，在内罗毕附近一个非洲人部落长大。1931年他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峡谷发现了古人类骨架，当时断定为非洲最早的人类。1959年，他的夫人玛丽 · 利基在奥杜瓦峡谷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津吉人”的头盖骨，它的年代距今约175万年。这一发现不仅使利基夫妇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推进了人类起源的研究。1978年，玛丽 · 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腊妥利发现了距今约380万年到359万年的原始人脚印。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 · 利基，1972年发现了距今约18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以后又发现了距今约16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和头盖骨。1994年，理查德的妻子米芙 · 利基在距今410万年的遗址中找到了原始人的遗迹。利基家族为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假说，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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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非国家乍得发现了距今700万年左右的迄今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图迈人”。根据专家的研究，“图迈人”明显地表现出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双重特征：它的脑壳仍然像猿类，不过脸形短，牙齿尤其是犬齿比较小，类似现代人的牙齿。由此，专家们推论，它或许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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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虽然时间晚于非洲，但是科学界对于中国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洲，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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