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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活动的地区，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的中心，夏的重要都城斟寻，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夏人聚居的另一个地区，是今山西南部，特别是汾水以东今翼城附近，后世称为“夏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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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今河南西部发现了一种“二里头文化”，分布于豫西黄河南岸的陕县、荥阳、郑州，及洛河流域的洛宁、宜阳、洛阳、偃师、巩县等地。二里头文化介于龙山文化和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从分布地区和时间序列来看，同传说中的夏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据测定，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为公元前2080年至公元前1690年，在时间上也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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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代表夏末的都邑文化。照目前资料来看，二里头类型文化是夏文化的可能性，在空间上是全合的，在时间上是很可以说得通的。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还要靠二里头类型文化早期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青铜器的发现。二里头遗址三期文化开始大量出现的陶文的早期历史，与其在中国文字发展上的地位，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果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与夏末的桀都（斟寻）有关，那么夏代诸王的其他都城，将来在二里头类型文化分布地域之内会有新的发现。夏朝的考古目前还只是开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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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最辉煌，至今已发现两座宫殿遗址，这里可能是夏桀的都城斟寻。古本《竹书纪年》说“桀居斟寻”。学者们考证斟寻在今偃师县东北、巩县西南，或径直判定二里头就是夏都斟寻。历史地理学单纯孤立地论证斟寻地望，无法解答二里头是不是夏都，但一结合商汤都城尸乡，论证就坚强了。因为尸乡沟与二里头相距很近，商汤与夏桀又是并世之人，如果尸乡沟古城是商汤都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大概不可能也是商汤所建的都城。根据1998年8月的报道，偃师挖出中国古代第一都——为夏商两代划分提供明确界标。所说的就是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西北部、郑州之西90公里的偃师市郊。它的发现解开了夏商两代分界年代这一重大历史疑团。最有意义的是在大城内西南部发掘出一座小城，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小城早于大城，小城是商王朝灭夏之初修建的，如作进一步研究，商灭夏的绝对年代大致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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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发现很多。1976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发掘后，有学者推论登封告成镇就是历史文献所说“禹居阳城”的阳城。1978年起，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尧都平阳”，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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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到目前为止，已经从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探索中的夏文化，它的上限可以定为河南龙山文化和山西龙山文化的晚期，偃师二里头遗址则属于夏文化的中晚期。夏朝的存在已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证，不是某些疑古派学者所宣扬的夏王朝纯属子虚乌有的虚构。出土的不少铜块、炼铜渣、青铜器残片表明，夏朝已进入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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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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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治洪水，是夏文化探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顾颉刚1923年5月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顾颉刚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顾氏所说，显然是从“禹”的字形来考证的。按：“禹”字不见于甲骨文，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铜器“禹鼎”，其字形像一个爬行动物：仿佛一条三足支地、尾巴上翘、张口反噬的鳄鱼形状。但这不足以证明禹不是人而是动物。因此，上述一说遭到鲁迅的批驳，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奇闻轶事。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把一个民族或部族的首领人物，与该民族或部族所崇拜的图腾，混为一谈，显然是荒谬的。禹作为夏部族的首领，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率领民众治服了肆虐的洪水，因而受到民众的崇拜，把他看作神灵的化身——水中之王（龙）的化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禹就是“蜥蜴之类”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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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治洪水的传说，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已可看作信史。夏朝或夏朝以前，中原大地上确曾不止一次地洪水泛滥。甲骨文中的“昔”字，作会意结构，意为洪水之日；“災”（简化字“灾”）字也是会意结构，意为河流被壅为害。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在“兖州条”下发现两处讲洪水的记载。一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是说洪水治平后，原来栽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们从高地上下来，住到了平地上，可以印证禹治洪水以后的情况。另一是“作十有三载”，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此他的结论是：“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是在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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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夏文化已经日趋明朗化了。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西方学者指出，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归属“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是误导的。对于这类质疑，或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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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从“大同”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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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对于历史的追忆，反映出来的历史观，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糟糕，被称为“乱世”。此前的夏商周三代被称为“小康之世”，虽不甚理想，但比乱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世”以前的黄帝尧舜时代，最为理想，被称为“大同之世”。因此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由“乱世”回归到“小康之世”，进而重建“大同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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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先秦诸子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从“大同”到“小康”，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便有了特殊的现实意味。正如吕思勉所说：“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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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 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没有争斗的和谐而温馨的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依据《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等文献推测，当时存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农村公社，选举年高德劭的人担任“父老”、“里正”。春、夏、秋三季，百姓外出种田；父老和里正在村口监督。到了冬天，父老在“校室”里教育儿童，里正则催促妇女从事纺织。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风尚。《韩诗外传》说，村社的基层由八家人家组成，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共同体：“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相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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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禹建立夏王朝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大同之世”进入了“小康之世”。《礼记 · 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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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夏朝的建立者禹在移交王位时，传子而不传贤，从此“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在传说中，尧、舜时有“禅让”的传统，尧老传位于舜，舜老又传位于禹，都是传贤不传子，即“选贤与（举）能”。禹在年老时，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议讨论继任人选，大家先举荐皋陶，皋陶死后又举荐伯益。但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企图由儿子继位，果然禹死后启杀了伯益，继承了禹的职位，从此出现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是私有制、阶级分化、国家机器出现之后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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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 五帝本纪》把尧描述为圣明之君，他发现舜精于农耕、善于制作陶器，有组织、领导才能，确认舜可托付重任，便命他摄政辅佐，自己告老，临终前把王位让给了舜，而不传无能的儿子。舜谦辞不就，避居别地。由于各路诸侯的拥戴，舜才返回，继承王位。舜到了晚年，发现禹治洪水有功，仿效尧的做法，让禹摄政，自己告老。到了临终之前，舜因儿子无能，命禹继承王位。禹也同样谦辞不就，避居别地，在诸侯的拥戴下才登上王位。这显然是后世学者对“五帝”时代清平盛世的美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人们对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的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大同”时代的王位继承制是禅让而不是世袭，是有历史依据的事实，绝非虚构，却是可以肯定的。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指出：“传说，甚至神话，无论其内容如何怪诞，多少反映着某些社会背景，或者说，可以从其内容来了解它所涉及的某些社会制度、思想或信仰。尧、舜传说自不例外。”杨希枚认为，尧舜禅让传说至迟是春秋时代已经流传的古老传说，它普遍见于《论语》及战国以来儒、墨、道、法各学派的论著，绝非出于某一学派的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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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典籍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也有所描绘。《抱朴子 · 诘鲍》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进入夏朝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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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就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小康之世”的开端。考古发掘大体可以印证传说中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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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不少铜渣、坩埚残片、陶范残片和小件铜器凿、锥、刀、鱼钩、铜镞等。经过化学分析，证明这些小件铜器已是青铜器，虽然带有某些原始性，但已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陶器中酒器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酿酒。房基和墓葬情况，反映了基于私有制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有的房基长达9～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料姜石面。有的居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础和柱子洞，这与地穴式半地穴式的房屋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宫殿遗址的出现。这座宫殿遗址处于遗址中部，洛河自北流过，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偏北地方有一块高起部分，呈长方形，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在殿堂对面，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柱子洞，是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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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说中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及禹铸九鼎等，是可信的。但铜器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小。当时主要的农具还是木器、石器和一部分骨器、蚌器。农具有耒、耜等。耒是一根前端弯曲、有双尖的木棒；耜为宽刃形起土工具，有木、石、骨制三种。从禹治洪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有原始的灌溉技术。《论语 · 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孟子 · 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均表明当时已知道开通沟洫、排洪泄涝，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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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丰富。当时已有了明确的日、月、年的概念，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同时还出现了以六十甲子（干支）记日的方法，夏朝后期的几个王，如胤甲、孔甲、履癸（桀），都以甲、癸等日干为名，便可窥知一斑。《左传 · 昭公十七年》引用《夏书》中的一段记载：“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表明夏人观测到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时击鼓奔走的情景。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有“夏帝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是夏人观测到流星雨的最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