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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典籍对于这种社会变革也有所描绘。《抱朴子 · 诘鲍》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进入夏朝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势利陈，则劫夺之涂开”；“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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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就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小康之世”的开端。考古发掘大体可以印证传说中的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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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不少铜渣、坩埚残片、陶范残片和小件铜器凿、锥、刀、鱼钩、铜镞等。经过化学分析，证明这些小件铜器已是青铜器，虽然带有某些原始性，但已反映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陶器中酒器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酿酒。房基和墓葬情况，反映了基于私有制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有的房基长达9～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料姜石面。有的居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础和柱子洞，这与地穴式半地穴式的房屋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标志着国家机器的宫殿遗址的出现。这座宫殿遗址处于遗址中部，洛河自北流过，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偏北地方有一块高起部分，呈长方形，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在殿堂对面，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柱子洞，是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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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说中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及禹铸九鼎等，是可信的。但铜器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小。当时主要的农具还是木器、石器和一部分骨器、蚌器。农具有耒、耜等。耒是一根前端弯曲、有双尖的木棒；耜为宽刃形起土工具，有木、石、骨制三种。从禹治洪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到当时已有原始的灌溉技术。《论语 · 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孟子 · 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些均表明当时已知道开通沟洫、排洪泄涝，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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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在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的同时，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丰富。当时已有了明确的日、月、年的概念，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以冬至后两个月的孟春之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同时还出现了以六十甲子（干支）记日的方法，夏朝后期的几个王，如胤甲、孔甲、履癸（桀），都以甲、癸等日干为名，便可窥知一斑。《左传 · 昭公十七年》引用《夏书》中的一段记载：“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表明夏人观测到发生于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时击鼓奔走的情景。这是见于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有“夏帝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是夏人观测到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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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两句话表明了一个意思：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虽有所损益，但也有所继承。周的田赋制度与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周之疆里，犹禹之遗法也”。周的“疆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经界”——井田上的土地划分，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推论“井田创造于禹”。禹在农田上开沟洫，把它与《考工记 · 匠人》所描绘的井田上的沟洫制度相对照，似乎可以推测：西周那种井田式样的沟洫其实肇始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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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与商、周之间如此紧密的承袭关系来看，不仅表明夏已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是可信的，而且表明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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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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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商的起源与盘庚迁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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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开始的，大约是在商朝建立的公元前1600年，迄今为止，已有36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了。如果把商朝建立前的早商（或先商）时期包括在内，那么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四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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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子姓部落，长期居住在黄河下游。商的始祖名契，传说其母简狄吞吃了玄鸟（燕子）的蛋而生下了契。《史记 ·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sōng）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种神话传说表明，商族把玄鸟（燕子）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甲骨文中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在“亥”字上加了鸟图腾符号，写作“”，可作为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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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与夏同时并存于世。依照神话传说，夏的始祖禹源于黄帝子孙颛顼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源于黄帝子孙帝喾这一支。依照《史记》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尧、舜的朝廷里服务。这样看来，夏商周都是自黄帝下来一直平行存在的两个集团。从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看，商在灭夏以前，早已有了他们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即所谓先公先王时代。《诗 · 商颂 · 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表明商人曾在海外打过胜仗。据说，契曾随禹治水，后来商人冥又作了夏的水官，表明夏朝统治黄河中下游时，商一直臣服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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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到汤，传了十四世，正相当于夏朝。由汤完成了灭夏的事业，建立了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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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维持了强劲的游移性，从契到汤的四五百年中，他们集体迁徙了八次，大抵从山东到河北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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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消除夏的屏障，按照丞相伊尹的谋画，停止对夏的贡纳。夏的统治者桀大怒，发兵征讨。夏商两军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之野，桀大败，汤乘胜追击，灭亡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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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建立后，一度中衰，王室内部连续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制度遭到破坏，都城也几经迁徙，统治很不稳定。到商王盘庚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约于公元前1300年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进行改革，“行汤之政”，政治中兴。商的历史以此为转折点，《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至少有两层意义：第一，表明统治日趋稳定；第二，表明定居农业已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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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所迁的殷地，无论对于经济、军事抑或社会生活，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殷都是沿洹水而建的，它便于用水和防卫。紧靠洹水南面是宫殿、宗庙区，迄今考古发掘了五十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小屯东北。它的东面、北面毗邻洹水，且地势较高，不仅在水源上占有利地位，而且可以防御洹水泛滥。宫殿区的西面、南面挖掘了环绕宫殿的壕沟，既可以分流洹水，又可与洹水连成一体作为防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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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千多年后，这一殷商古都——殷墟的发现，堪称20世纪田野考古的一大盛举。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最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墟）发现之后，殷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罗振玉确认今日之安阳河即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洹水，安阳河南岸的小屯即《史记 · 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殷墟”。这一考定，为殷墟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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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7年，在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学者主持下，共计进行了15次殷墟遗址发掘工作，陆续发现大批甲骨、宫室、陵墓、宗庙，了解到殷人营造宗庙的隆重仪式（包括人祭人殉）。1950年至1977年，又在殷墟遗址进行了10多次发掘。持续半个世纪的殷墟发掘工作，使湮没了3000多年的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贵族或平民墓葬，各种作坊、仓窖、工具、武器、礼器，先后重见天日。殷墟的范围很大，其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洹河南岸，大体上以商朝王宫（今小屯村附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和墓葬等；洹河北岸，以王陵（今武官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商王及贵族的陵墓和数以千计的人殉祭祀坑，周围有聚落和平民的墓葬，显示了不同阶级不同待遇的悬殊地位，这给研究商朝都城及商朝社会各个侧面，都提供了写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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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9年6月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指出：盘庚迁殷之“殷”有新说。近年来，安阳考古队对殷墟外围进行发掘，特别在洹河之北花园庄一带取得了重大突破。花园庄商代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堪称第二个殷墟。这个遗址的时代介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二里岗及商代后期小屯殷墟之间，从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器中鼎等王室礼器等方面推断，洹河北面花园庄遗址有可能是盘庚所迁的“殷”。至于小屯殷墟遗址，当属于商代后期的都邑，是武丁及其以后各王所居之地。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河南安阳殷墟正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至少有五万多件殷墟文物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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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迁殷后，商朝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到武丁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诗经》中的《玄鸟》篇、《殷武》篇，便是对武丁的颂歌。武丁不断对外用兵，使商朝的疆域日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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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行政制度，以及贵族官吏，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指王朝而言，“外服”指诸侯而言，表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中，存在着商王直接管辖区和通过贵族官吏的间接管辖区。甲骨卜辞中，把直接管辖区称为“天邑商”、“大邑商”或“大邑”；间接管辖区称为“四方”、“四土”。所谓“大邑商”，大体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北部及山东省西南部。所谓“四土”，大体位于幽燕以南、汉水淮水以北、甘肃以东、苏皖以西。所谓“四方”，是指边疆地区的方国、部落，如西北舌方、土方、马方，西面的羌、氐，南面的楚、百越，东面的人方（东夷、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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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早期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李济，1960年所写的《古代中国文明》指出：从安阳发掘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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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历史中有两件起着负面影响的事，即人祭人殉和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