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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所迁的殷地，无论对于经济、军事抑或社会生活，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殷都是沿洹水而建的，它便于用水和防卫。紧靠洹水南面是宫殿、宗庙区，迄今考古发掘了五十多座宫殿、宗庙遗址，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小屯东北。它的东面、北面毗邻洹水，且地势较高，不仅在水源上占有利地位，而且可以防御洹水泛滥。宫殿区的西面、南面挖掘了环绕宫殿的壕沟，既可以分流洹水，又可与洹水连成一体作为防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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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千多年后，这一殷商古都——殷墟的发现，堪称20世纪田野考古的一大盛举。自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最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墟）发现之后，殷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罗振玉确认今日之安阳河即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洹水，安阳河南岸的小屯即《史记 · 项羽本纪》所说的“洹水南殷墟”。这一考定，为殷墟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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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7年，在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学者主持下，共计进行了15次殷墟遗址发掘工作，陆续发现大批甲骨、宫室、陵墓、宗庙，了解到殷人营造宗庙的隆重仪式（包括人祭人殉）。1950年至1977年，又在殷墟遗址进行了10多次发掘。持续半个世纪的殷墟发掘工作，使湮没了3000多年的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贵族或平民墓葬，各种作坊、仓窖、工具、武器、礼器，先后重见天日。殷墟的范围很大，其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洹河南岸，大体上以商朝王宫（今小屯村附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和墓葬等；洹河北岸，以王陵（今武官村、侯家庄一带）为中心，有商王及贵族的陵墓和数以千计的人殉祭祀坑，周围有聚落和平民的墓葬，显示了不同阶级不同待遇的悬殊地位，这给研究商朝都城及商朝社会各个侧面，都提供了写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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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9年6月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指出：盘庚迁殷之“殷”有新说。近年来，安阳考古队对殷墟外围进行发掘，特别在洹河之北花园庄一带取得了重大突破。花园庄商代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堪称第二个殷墟。这个遗址的时代介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二里岗及商代后期小屯殷墟之间，从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器中鼎等王室礼器等方面推断，洹河北面花园庄遗址有可能是盘庚所迁的“殷”。至于小屯殷墟遗址，当属于商代后期的都邑，是武丁及其以后各王所居之地。2006年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河南安阳殷墟正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至少有五万多件殷墟文物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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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迁殷后，商朝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到武丁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诗经》中的《玄鸟》篇、《殷武》篇，便是对武丁的颂歌。武丁不断对外用兵，使商朝的疆域日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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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行政制度，以及贵族官吏，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指王朝而言，“外服”指诸侯而言，表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中，存在着商王直接管辖区和通过贵族官吏的间接管辖区。甲骨卜辞中，把直接管辖区称为“天邑商”、“大邑商”或“大邑”；间接管辖区称为“四方”、“四土”。所谓“大邑商”，大体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北部及山东省西南部。所谓“四土”，大体位于幽燕以南、汉水淮水以北、甘肃以东、苏皖以西。所谓“四方”，是指边疆地区的方国、部落，如西北舌方、土方、马方，西面的羌、氐，南面的楚、百越，东面的人方（东夷、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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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早期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李济，1960年所写的《古代中国文明》指出：从安阳发掘中人们可以认识到，“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商代人种植稻米，发展丝织；进口锡锭、贝壳和龟壳，在王家苑林中豢养象、孔雀和犀牛。楚国的祖先曾与这个王朝的宫廷有接触，有证据表明，商代的某些题材曾成为楚人祖先文身的内容。四川和南方另一些地区的乐师可能在殷朝宫廷乐队里参加过演奏。以上种种，再加上明显的西伯利亚和蒙古来的北方成分，以及远到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西方成分的存在，使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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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历史中有两件起着负面影响的事，即人祭人殉和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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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要向他的祖先和神灵“献俘”，各地贵族要向王廷“献俘”，透过商王贡献给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这种“献俘”便是人祭，通常一次要杀数十人到数百人。人祭的方式，或以戈钩颈而死，或剖腹陈尸，或割取人头祭神。安阳小屯宗庙宫寝遗址南部的祭坛，就有用人、畜作为牺牲的遗迹。建造宗庙时，要活埋幼儿来奠基。每座宗庙的大门口，都活埋人殉。在宗庙的前面，有成排的活人连同车马一起殉葬。一些大墓往往要几十个上百个被杀殉葬的人。武官村的一座大墓，据碳14测定距今3050±100年，生殉、杀殉、杀祭的男女侍从达三四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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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殉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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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贵族饮酒成风，而且愈演愈烈，不但消耗大量粮食，而且导致政治腐败。纣王帝辛在邢台以南、朝歌以北修建许多离宫别馆，有“酒池”、“肉林”，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西周时的铜器铭文说，大小官僚“率肆于酒”，个个嗜酒成癖。甚至平民也不例外，出现了“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怪现象。到商朝末年，酗酒的风气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周灭商后，专门颁布了禁酒的政令，其严重性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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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两点，人们不难悟出商朝灭亡的原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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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教于美国奥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外文系的中国籍教授许辉，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论点，引发一场考古学界的争议。许辉认为，当年中美洲第一个灿烂的古文明，有可能是殷商末年一批渡海逃难的中国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就时间上说，奥尔梅克文明在公元前1200年前崛起，正好呼应了当年武王伐纣和纣王自焚，导致殷商王朝终结的年代。许辉的坚实证据是古文字，他从奥尔梅克的陶器、玉器、石雕上找到近150个文字符号，请旅美的中国古文字专家鉴定，大都肯定十分近似中国的甲骨文或金文。这个千古之谜的大胆假设，着实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是真是假，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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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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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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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是区别于此前的石器时代以及此后的铁器时代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它大体是指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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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所创用的。其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年）在《青铜时代》一书里，对此作了科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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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铜时代之前，中国远古先民已有使用金属的历史。在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一小片金属，在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小金属圆片，它的成分为：65%红铜，25%锌。在山东的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铜锌合金物。这些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烧制陶器的陶窑中，温度达到金属矿石的熔点时，金属铜及其化合物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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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青铜器（礼器、兵器）发现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四件礼器都是酒器中的爵，小型、薄体、素面、平底，其中一件用摄谱仪分析的结果是：92%红铜，7%锡。与爵一起还发现了青铜的戈头。它们已经具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征：块范铸造、铜锡合金，有特征的器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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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了两百多件青铜礼器、五件大青铜铎、十六件小青铜铃、四十四件青铜器具（包括二十七件青铜刀）、四个青铜镜、一件青铜勺、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四个青铜虎或虎头、二十余件其他青铜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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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有规模宏大的铜器作坊，有集中居住的炼铜工匠。冶炼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少量的铅。根据对司母戊大方鼎的化学分析，其成分是：84.77%铜，11.64%锡，2.79%铅。由于锡和铅的熔点较低，和铜熔合后，不但降低了熔点，而且铸造出来的器物比纯铜更为坚实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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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数量最多的是礼器，有爵、鼎、彝、盘、盂等二十余种，象征器主的身份和等级；其次是兵器，有戈、矛、戚、钺、刀、箭镞等；还有车马的青铜部件和佩饰。青铜器常铸有铭文，或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对象，或记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恩赐，或说明器物的用途。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考察青铜器，它扮演着政治权力的角色，用来保障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商王赏赐海贝或铜锡常常导致礼器的纪念性铸造，在铭文中留下了记录。在一本包含四千多件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图录里，有这种纪念商王赏赐的铭文的器物达五十件之多。显然，这反映了国家财富在社会上层的再分配。青铜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强化国家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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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尤其是礼器主要是王室与贵族使用的，制作很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大都是动物纹样。用作铜器纹样的动物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如凤鸟、象、虎、龟、熊、犀、鹗、牛、马等；另一类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动物，亦即神话中的动物，如饕餮、肥遗、夔、龙、虬等。这后一类动物纹样自然最引人注目，古往今来的学者都对它们作过探究。所谓饕餮，据说是一种“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怪形野兽。所谓肥遗，据说是“一首两身”蛇。所谓夔，据说是一足龙——头尾横列中有一足的龙形兽。所谓龙，是古人最尊崇的神话动物，形状描述各异。所谓虬，据说是有角龙。不过铜器上的饕餮纹、肥遗纹、夔纹、龙纹、虬纹，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或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