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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毛笔书写的习惯，一些甲骨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到毛笔书写的朱墨之迹。周朝人追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可见当时已有书写的典籍——用索带串编起来的简册（竹简），上面写着文字。“册”字的象形，本意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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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虽然晚出，但宗教观念由来已久。商人的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论。甲骨卜辞中有祈祷仪式与祭祀仪式的记录，反映了商人观念中，自然天象具有超自然的神灵，这种神灵直接对自然现象，间接对人事现象，具有影响乃至控制力量。诸神之中，有帝或上帝，此外有日神、月神、云神、风神、雨神、雪神、土（社）神、方神（四方之神）、山（岳）神、河神等。这些神，并非人格神，即使帝或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本意是帝在天上，即天神之意；至于土神、方神之类则是自然神，山神、河神则是带有自然神色彩的祖神。在商人看来，这些神都有灵（spirit）。帝或上帝主要具有自然权能与战争权能，在人事权能上仅作用于商王本身，而不作用于王以外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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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尚鬼，《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所谓“先鬼而后礼”，是指优先处理人与神鬼的关系，而后处理人际关系（礼是人际关系的规范）。死去的先人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事无大小，都求告于祖先，他们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就是沟通人与神（或祖先）之间的关系，占卜的结果体现了神和祖先的旨意。甲骨文之所以称为卜辞，就是占卜吉凶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与宗教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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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商人观念中自然天象具有超自然的神灵，因此他们对自然天象的变化特别关注。甲骨卜辞中有日食的记录：“日有蚀”、“日夕有蚀”；也有月食的记录：“月有蚀”。表明当时已有比较完善的天文历法知识。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著《殷历谱》，揭示了当时使用的阴阳合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闰月称为十三月，全年平均365 1/4日。居然能使孔子已不甚了了的殷历重见于今日，而且殷商史事如帝辛征伐之事竟可按日排比，加以复原，令学术界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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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朝遗址中，发现二三十枚桃仁、杏仁、李仁，及石镰（砭镰）一把。据专家考证，前者是医药，后者是医具（外科手术刀）。甲骨文中的“疾”字，有两种写法，一个像人卧在床上，一个像人卧在床上冒汗，可知当时人已知道疾病。把上述发现与此相联系，当时医药知识的面貌已隐约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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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三、西周与春秋——Feudalism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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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的起源与周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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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大约夏朝末年活动于现今陕西、甘肃一带。传说中周的始祖弃做过夏朝的农官，可见它是一个精通农业的部落。周人是一个姬姓部落，和姜姓部落世代通婚，周的始祖弃就是有邰氏的女子姜嫄所生。姬姓的周人和以羊为图腾的姜姓，也许是一族的两部，他们居住在渭水流域，离“夏墟”不远。传说中，姜嫄在旷野里踏了巨人的足迹后怀孕，生下了弃。古人传说，修己因吞薏苡而生禹，苡与姒音同，故禹为姒姓；简狄因吞燕卵而生契，俗语卵为子，故契为子姓。夏、商如此，周也不例外，大体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于人类起源的共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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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推断，契、弃为尧、舜、禹同时代人，此时华夏各部早已进入父系社会。弃为姬姓，此姓来自父方祖先，而非母方姜姓，也证明弃时早已是父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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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善于经营农业，后来被尊奉为农神后稷。相传烈山氏之子柱，又名农，能种植五谷，被尊奉为稷（五谷之神），弃继承了这一传统，“教民稼穑”，被后人祀为农神后稷。他们在适合于生产黍、稷的黄土高原上经营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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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因为受到游牧部落戎狄的逼迫，周人一度放弃农业，到了后稷三世孙公刘时，“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从《诗经》的《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到，公刘领导族人，凭借农业的积储，不断开疆拓土，是一位成功的部族移殖领袖。自公刘起又传了九世，到了古公亶父时代，周人又受戎狄逼迫，从豳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可见周人长期徘徊于农业与游牧经济圈的边缘。关于这一系列迁徙的背景，据竺可桢研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有一段寒冷时期，寒冷的移动由东亚太平洋岸边开始向西渐进至欧亚大陆，同时又有由北而南的趋势。由竺氏的曲线，大致可以推测漠北与西北游牧民族为严寒所驱而南下的可能。黄土高原北面的游牧民族戎狄在商末周初大为活跃，导致周人为戎狄所迫而南迁，反映了气候条件的变化导致游牧与农业界线的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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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周人在此定居下来，从此他们自称为周人。古公亶父在周原建都设官，所以后来的周人称他为“太王”，推崇他为周朝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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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是古公亶父以来周人的都城，近年在那里的凤雏村发掘了早周遗址，反映了当时大型建筑的情形。这个宫殿遗址以门道前堂和过廊构成中轴线，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整齐有序。堂前有大院，由三列台阶登堂，左右各有台阶登东西回廊。前堂是主体建筑，台基最高面宽六间。整个建筑有良好的排水设施，构成四合院的基本框架，开后世中国建筑正统布局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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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公亶父幼子季历即位时，周人已发展为以农耕为主要经济部门，并有宫室宗庙及比较制度化政治组织的阶段了。周人不仅在关中泾、渭流域建立了国家，而且光复旧域，把山西汾水流域的故地重新收入势力范围，诸戎的听命，使周人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建立了威权，循黄河北岸东达殷商所在的华北平原已无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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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杀了季历。季历之子昌——后来的周文王——继位，在他治理的五十年中，一方面名义上保持商朝属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实力作灭商的准备。在一系列战争之后，把势力深入到商朝的中心地区，继续向东发展，在沣水西岸建造了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文王迁都丰京后，对商转而采取进攻态势。文王迁都于丰，是颇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他们一面濒水高筑城墙，一面宣扬这里原本是夏禹的故土，打出禹的旗号，自诩为夏王朝的继承者与复仇者，为讨伐殷商找到了最佳的借口。文王临死前嘱咐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准备取商朝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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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继位后，在盟津大会诸侯，检阅军队，作伐商前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商朝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等人，对商纣王反复进谏，遭纣拒绝，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商朝土崩瓦解。武王见时机成熟，率军渡过盟津，进抵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离商朝末年的都城朝歌仅七十里。沉迷于歌舞酒筵的纣王仓促应战，在牧野惨败逃回，登鹿台自焚而死。周武王乘胜占领朝歌，宣告商朝灭亡、周朝建立，时约公元前10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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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西周史》说：周以蕞尔小邦，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一方面反映了商朝已腐朽透顶，不堪一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在克商过程中战略运用得当，顺应了民心。周人对如此迅速到来的战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从“上帝”、“天命”方面得到解释，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庇护，在血缘与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中阐明周膺受“天命”的原因。这就是，由于商王失德，上帝赐周以天命。《诗经》中有的篇章专门揭露商王罪恶：聚敛、强暴、酗酒、不用善人、不用旧人，以致内外怨愤；并指出：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却未必善终，夏失天命而亡，商不以夏为鉴，也亡了。《诗经》的《大雅》、《皇矣》篇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周人自称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的眷顾，周的天命是上帝弃商而给予西方新国（周）的。远古时代的“上帝”原是部落神，是商人尊崇的偶像，周人把它借用过来，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从此“上帝”由部落神转化为中国的道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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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王开始到幽王，共传十二王，约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770年，史称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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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2．周公“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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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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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在克商不久患重病，逝世前遗命由周公继位。周公向天祷告，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滕箱内。武王死后，各地纷纷叛乱，周公为了扭转危难局面，立武王幼子诵为周成王，自己执政称王，引起内乱。周公调动军队东征，平定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灭掉奄国，又派儿子伯禽平定淮夷、徐戎。张荫麟说：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言，周公东征比武王克商还重要。因此，他东征班师后，要赋诗纪念，这便是《诗经 · 东山》。此后，周公在分治殷民的同时，分封诸侯，大抵姬、姜两族进占膏腴、冲要之地，殷商遗民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到落后偏僻地区，造成周初一次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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