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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推行的分封制，既消解了殷遗民的势力，剪除了再次发生叛乱的潜在危险，又有效地建立了受中央政府调控的行政机构。分封制不仅达到了周人统治天下的目的，还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意味着一种新国家政体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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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邦建国”既是巩固和扩大周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方式。《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虽然以姬姓贵族为主，但为了稳定大局，也分封一些异姓贵族，不过对他们是有所控制的。例如，周公把商朝早期国都商丘周围地区分封给商贵族微子启，称之为“宋”，成为当时一个较大的异姓诸侯。与此同时，分封了许多诸侯对宋形成内外两个包围圈，从西、北、南三面加以监督。内层包围圈主要是异姓诸侯：姒姓的杞、嬴姓的葛、妘姓的鄢、姜姓的许、妫姓的陈等。外层包围圈主要是姬姓诸侯：曹、郜、茅、蔡等。据伊藤道治研究，西周封建的诸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区。其一为王朝首都所在的渭水流域，其二为黄河汾水地区，其三为洛阳、开封、安阳三角地带，其四为成周的近畿，其五为鲁南、苏北、豫、皖一带，其六为豫南、鄂北一带，其七为鄂南、湘、赣至浙江。值得注意的是，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殷周交通路线分布，大体与黄河流域主要农业生产区相吻合，反映了西周的东进目标是控制农业生产区。此外，这一举措带有明显的战略意义。营建成周以控御东方，对宗周起到拱卫作用，分封诸国则把这种拱卫作用向外延伸，筑城扼守，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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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对异姓诸侯的分封，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这些有功的、或是有亲戚关系的、或是有传统势力的异姓贵族，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异姓诸侯作为姬姓诸侯的屏障，控制东、北、南三方的戎狄蛮夷部落，从而巩固和扩大周朝的统治地区。周朝也分封了一些旁系姬姓贵族到较远地区，如汉阳的随、唐、曾等国，蓟的燕国，丹徒的宜侯等，深入到原来少数部族居住的地区，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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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废除分封制，而否定分封制建立时期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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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封或封建的本质是分土分民，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封建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等级森严，一般说来分为六等：天子（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封建体制与宗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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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组织蜕变而来的血缘宗族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把贵族区分为“大宗”、“小宗”。周王自称为“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王），又是天下同姓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此点与商的“兄终弟及”不同）。嫡长子的兄弟们受封为诸侯，对周王而言处于小宗的地位。诸侯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分封为卿、大夫，又各为小宗。而卿、大夫在其本宗内的各个分支中又处于大宗的地位。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形成了封建体制。说得直白一点，周天子（周王）把家族关系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把政治领袖与家庭首脑合二为一。其精髓一直成为中国的传统被继承下来，虽然形式有所变化，但实质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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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宗法制度，还保存在《礼记》中，并能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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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宗法考源》指出：“宗法者，辨先祖宗庙昭穆亲疏之法也。”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还对一定近亲范围内的某些亲属有尊奉和服从关系。大宗或小宗权力的象征是他们主持的宗庙。普通族人祭祀祖先，一般须在大宗或小宗所主持的各级宗庙中进行，并由大宗或小宗主持祭祀仪式。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社会活动也在宗庙中进行，如冠礼（男子成年礼）、婚礼、宗族成员的盟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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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周王（大宗）而言，处于小宗地位的宗子们，既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权威，也是国家借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已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能的性质，他们普遍拥有自己的家臣，掌管宗族内部事务、治理所辖地区。既然周王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当时人便称宗族为“家”，意为与“国”相对立的团体，因而宗族成员常常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家”与“国”的对立，显然是一种具有离心力的负面因素，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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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要治理王畿之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由三公、六卿组成。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六卿即太史、太祝、太卜、太宰、太宗、太士。三公类似后世的宰相，六卿大都与宗教事务有关，如太祝管祭祀，太卜管占卜，太士管神职，太史管记录（史官），太宰管财务，太宗管宗族。六卿之外有五官：管农业的司徒，管工业的司空，管军事的司马，管爵禄的司士，管法律的司寇。后世的职官制度虽有变化，但往往保留这些称呼作为别名。以上说法大概是古籍中理想化的描述。杨宽《西周史研究》认为，西周中央政府有卿事僚和太史僚两大官署，前者首脑是太师太保，后者首脑是太史，都是公爵；六卿为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都是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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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4．农村公社与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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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社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出现的。农村公社阶段，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间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农村公社的土地是公有的，每年正月都重新分配一次，由各个家庭耕种，另一部分属于农村公社的公地，则由农村公社成员共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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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所奉祀的社神，最早是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社神作为土地神，即按地缘而不是按血缘结成的农村公社的保护神。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农村公社的组织也称为“社”。社神是邑、里中最重要的神祇，每年春秋及岁终举行隆重的祀典，用以祈年报功。平时遇有大事，祈祷丰收，消除灾害，也要祭社。社就成了人们公共宗教活动的场所，祭祀社（土地神）和稷（谷物神）。在社的祭场，有松、柏等大树，除了定期祭祀与求雨止雨、禳救日食等农事祭祀之外，还举行其他的公社内部公共性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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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与社在先秦文献中是同义语。邑又和井田相关联，“四井为邑”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表明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就是井田制。《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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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井田，最具权威性的最早的追述者是孟子。当有人问及已经消失的井田时，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根据他的追述，井田的模式大致是这样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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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井田说，并不像汉儒所讲的那样刻板。人们从中大略可以体会到，它是领主给他的领民分配土地，并驱使他们代耕公田的一种方式。这种土地分配，一定要有整片领地，用农村公社组织形式，把若干家庭划分为一个单位，成为农村公社的基层组织。孟子所处的时代，领主土地关系已经崩溃，经界既已不正，井田当然无以自存，所以孟子对井田的追述带有理想主义的复古色彩。尽管如此，孟子的这一段话还是人们理解井田的最重要依据。他以后的学者对井田的描写，都没有越出这个框架。穀梁赤在解释《春秋》中“初税亩”三字时指出：“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足以与孟子所说互相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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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气息是相当浓厚的，它是历史的传承。农村公社定期分配份地的习惯，也继续保持着，称为“换土易居”。所以井田就有一定的疆界划分，井田四周有封疆，井田之内有阡陌，这种封疆阡陌就是为了便于定期分配土地、区别份地与公地而形成的。公社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疾病相扶助”的互助习尚。韩婴《韩诗外传》在谈到井田中八家的关系时，也这样说：“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这种描述，固然表现了儒家对井田的美化，但也反映了井田中农村公社传统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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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井田已经发生了变化，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关系与领主土地关系的双重色彩。所谓公田，是指属于领主的土地；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份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农奴必须先给领主无偿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经营自己的小块份地。民族学家对于现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傣族的农村公社，表现在土地关系方面，是寨公田的占有与分配使用。寨公田，即寨内大家的田，凡在村社共同体内生活的人都可以分得一块份地。村社分田的时间，一般在备耕前。当权头人——村社成员称为寨公、寨母，也就是领主加封的“叭”、“鲊”、“先”，负责管理村社成员迁移、管理土地、接纳新成员，代表领主摊派劳役、征收贡赋，相当于何休所说的那种父老、里正。村社内部还保留着村社议事会和村社民众会的残余，以及各种公共事务活动。但是农村公社原先“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土地，已经改变为领主所有的土地，农村公社成员变为农奴，由领主授予份地，农奴接受份地后，要负担劳役、官租。西周的井田，作为领主土地关系的体现形式，与上述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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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实际就是一批大领主。诸侯在其领地中拿出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自己的臣属，使之成为采邑主，即卿大夫阶层，是一批小领主，于是形成了土地的各级领主所有制，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由诸侯（国君）与各级采邑主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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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常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依据，说明西周盛行土地国有制，这是一种臆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只是形容周天子作为中央共主的崇高政治地位，有向诸侯征收贡纳的权力。事实上，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周天子，而属于诸侯。《左传》所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土地关系。然而周天子凭借崇高的政治地位，把全部土地和人民都视作上天赐予的财产，并据此制订了一套封赐制度，对诸侯的土地所有权有很大的制约，给土地关系蒙上了等级结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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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并无“税亩”这种剥削形态，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是“借民力而耕公田”。这充分表明，“初税亩”之前实行的“助”法，是一种劳役地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奴助耕公田、无偿为公田服劳役越来越缺乏积极性，公田上的庄稼萎靡不振，私田上的庄稼肥美茂盛。助法已经不再适应生产的发展了。“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初税亩”出现，实物地租取代了劳役地租。井田制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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