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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周王（大宗）而言，处于小宗地位的宗子们，既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权威，也是国家借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已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能的性质，他们普遍拥有自己的家臣，掌管宗族内部事务、治理所辖地区。既然周王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当时人便称宗族为“家”，意为与“国”相对立的团体，因而宗族成员常常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家”与“国”的对立，显然是一种具有离心力的负面因素，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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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要治理王畿之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由三公、六卿组成。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六卿即太史、太祝、太卜、太宰、太宗、太士。三公类似后世的宰相，六卿大都与宗教事务有关，如太祝管祭祀，太卜管占卜，太士管神职，太史管记录（史官），太宰管财务，太宗管宗族。六卿之外有五官：管农业的司徒，管工业的司空，管军事的司马，管爵禄的司士，管法律的司寇。后世的职官制度虽有变化，但往往保留这些称呼作为别名。以上说法大概是古籍中理想化的描述。杨宽《西周史研究》认为，西周中央政府有卿事僚和太史僚两大官署，前者首脑是太师太保，后者首脑是太史，都是公爵；六卿为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都是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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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4．农村公社与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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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社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出现的。农村公社阶段，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间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农村公社的土地是公有的，每年正月都重新分配一次，由各个家庭耕种，另一部分属于农村公社的公地，则由农村公社成员共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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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所奉祀的社神，最早是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社神作为土地神，即按地缘而不是按血缘结成的农村公社的保护神。邑、里奉祀社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农村公社的组织也称为“社”。社神是邑、里中最重要的神祇，每年春秋及岁终举行隆重的祀典，用以祈年报功。平时遇有大事，祈祷丰收，消除灾害，也要祭社。社就成了人们公共宗教活动的场所，祭祀社（土地神）和稷（谷物神）。在社的祭场，有松、柏等大树，除了定期祭祀与求雨止雨、禳救日食等农事祭祀之外，还举行其他的公社内部公共性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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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与社在先秦文献中是同义语。邑又和井田相关联，“四井为邑”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表明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就是井田制。《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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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井田，最具权威性的最早的追述者是孟子。当有人问及已经消失的井田时，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根据他的追述，井田的模式大致是这样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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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井田说，并不像汉儒所讲的那样刻板。人们从中大略可以体会到，它是领主给他的领民分配土地，并驱使他们代耕公田的一种方式。这种土地分配，一定要有整片领地，用农村公社组织形式，把若干家庭划分为一个单位，成为农村公社的基层组织。孟子所处的时代，领主土地关系已经崩溃，经界既已不正，井田当然无以自存，所以孟子对井田的追述带有理想主义的复古色彩。尽管如此，孟子的这一段话还是人们理解井田的最重要依据。他以后的学者对井田的描写，都没有越出这个框架。穀梁赤在解释《春秋》中“初税亩”三字时指出：“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足以与孟子所说互相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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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气息是相当浓厚的，它是历史的传承。农村公社定期分配份地的习惯，也继续保持着，称为“换土易居”。所以井田就有一定的疆界划分，井田四周有封疆，井田之内有阡陌，这种封疆阡陌就是为了便于定期分配土地、区别份地与公地而形成的。公社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疾病相扶助”的互助习尚。韩婴《韩诗外传》在谈到井田中八家的关系时，也这样说：“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这种描述，固然表现了儒家对井田的美化，但也反映了井田中农村公社传统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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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井田已经发生了变化，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关系与领主土地关系的双重色彩。所谓公田，是指属于领主的土地；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份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农奴必须先给领主无偿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经营自己的小块份地。民族学家对于现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傣族的农村公社，表现在土地关系方面，是寨公田的占有与分配使用。寨公田，即寨内大家的田，凡在村社共同体内生活的人都可以分得一块份地。村社分田的时间，一般在备耕前。当权头人——村社成员称为寨公、寨母，也就是领主加封的“叭”、“鲊”、“先”，负责管理村社成员迁移、管理土地、接纳新成员，代表领主摊派劳役、征收贡赋，相当于何休所说的那种父老、里正。村社内部还保留着村社议事会和村社民众会的残余，以及各种公共事务活动。但是农村公社原先“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土地，已经改变为领主所有的土地，农村公社成员变为农奴，由领主授予份地，农奴接受份地后，要负担劳役、官租。西周的井田，作为领主土地关系的体现形式，与上述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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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实际就是一批大领主。诸侯在其领地中拿出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自己的臣属，使之成为采邑主，即卿大夫阶层，是一批小领主，于是形成了土地的各级领主所有制，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由诸侯（国君）与各级采邑主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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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常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依据，说明西周盛行土地国有制，这是一种臆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只是形容周天子作为中央共主的崇高政治地位，有向诸侯征收贡纳的权力。事实上，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周天子，而属于诸侯。《左传》所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土地关系。然而周天子凭借崇高的政治地位，把全部土地和人民都视作上天赐予的财产，并据此制订了一套封赐制度，对诸侯的土地所有权有很大的制约，给土地关系蒙上了等级结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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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并无“税亩”这种剥削形态，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是“借民力而耕公田”。这充分表明，“初税亩”之前实行的“助”法，是一种劳役地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奴助耕公田、无偿为公田服劳役越来越缺乏积极性，公田上的庄稼萎靡不振，私田上的庄稼肥美茂盛。助法已经不再适应生产的发展了。“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初税亩”出现，实物地租取代了劳役地租。井田制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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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5．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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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到共王，出现了太平盛世，以后逐渐衰微。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逃亡，朝政由诸侯共管，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就成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始。近年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这一局面将被打破。其中之一就是西周懿王元年，据古籍记载：“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郊。”现今的研究表明，“天再旦”就是由于日全食而使黎明时天亮了两次。凭借天文学的计算，推导出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由此西周年代有了一个确切的坐标。厉王死，第十一代宣王即位，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时代，很快就衰落于第十二代幽王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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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一些贵族和诸侯护卫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初建立东都（即所谓成周），原是为了控御东方，周朝的真正基地仍在镐京（即所谓宗周）。西周末年宗周旧地天灾人祸不断，人心惶惶，而以洛邑为中心的东土有发展余地。东迁之初，宗周故地并未完全丧失，到后来周室衰微，号令不行，周王成了徒有其名的共主——其实力已不足以维持封建制度中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历史学家把这一年之后的周朝叫作东周，以区别于此前的西周。从此周朝失去了控制四方诸侯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动乱时期，即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春秋时代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大的也有十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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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列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因此，春秋列国在国家功能与结构方面，反而不如西周国家。西周时国家主权属于王室（周天子），列国都没有完整的主权。于是，从春秋到战国的发展过程中，列国必须逐步肯定自己的主权，到各自称王称霸时，各国才能完全不承认周王室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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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东迁之后，原有王权失去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当地文化及利益的驱使，纷纷产生离心倾向。同时列国内部要充实国家的要素，必须在主权方面多所更张，加强了各国的离心力。这两股力量交互作用，是春秋时代形成列国体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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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从本质上讲，是诸侯争当周王的代替者，争当中心或中央。在这一过渡时期，霸主制度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避免了无中心（中央）后的大混乱。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摆脱周天子正统的立场。争霸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形态由西周瓦解后出现的不完整功能、结构，转变为完整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国家形态摆脱了血缘组织的残余，转变为领土国家。这是了解列国争霸的关键或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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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的形式大抵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实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先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不过是争霸的一个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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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国力日趋强盛，吞并了一些小国。又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打击夷狄。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的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官员赴会。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诸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敌。齐桓公由此成为中原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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