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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井田已经发生了变化，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关系与领主土地关系的双重色彩。所谓公田，是指属于领主的土地；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份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农奴必须先给领主无偿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经营自己的小块份地。民族学家对于现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傣族的农村公社，表现在土地关系方面，是寨公田的占有与分配使用。寨公田，即寨内大家的田，凡在村社共同体内生活的人都可以分得一块份地。村社分田的时间，一般在备耕前。当权头人——村社成员称为寨公、寨母，也就是领主加封的“叭”、“鲊”、“先”，负责管理村社成员迁移、管理土地、接纳新成员，代表领主摊派劳役、征收贡赋，相当于何休所说的那种父老、里正。村社内部还保留着村社议事会和村社民众会的残余，以及各种公共事务活动。但是农村公社原先“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土地，已经改变为领主所有的土地，农村公社成员变为农奴，由领主授予份地，农奴接受份地后，要负担劳役、官租。西周的井田，作为领主土地关系的体现形式，与上述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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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实际就是一批大领主。诸侯在其领地中拿出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自己的臣属，使之成为采邑主，即卿大夫阶层，是一批小领主，于是形成了土地的各级领主所有制，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由诸侯（国君）与各级采邑主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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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常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依据，说明西周盛行土地国有制，这是一种臆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只是形容周天子作为中央共主的崇高政治地位，有向诸侯征收贡纳的权力。事实上，各诸侯邦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周天子，而属于诸侯。《左传》所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土地关系。然而周天子凭借崇高的政治地位，把全部土地和人民都视作上天赐予的财产，并据此制订了一套封赐制度，对诸侯的土地所有权有很大的制约，给土地关系蒙上了等级结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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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土地关系的特征，是农奴无偿地替领主代耕公田，然后才可以把自己那块份地上的收获归于己有。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藉”或“助”。《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注释都说，在此之前并无“税亩”这种剥削形态，而是“藉而不税”。所谓藉，是“借民力而耕公田”。这充分表明，“初税亩”之前实行的“助”法，是一种劳役地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奴助耕公田、无偿为公田服劳役越来越缺乏积极性，公田上的庄稼萎靡不振，私田上的庄稼肥美茂盛。助法已经不再适应生产的发展了。“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初税亩”出现，实物地租取代了劳役地租。井田制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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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5．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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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到共王，出现了太平盛世，以后逐渐衰微。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逃亡，朝政由诸侯共管，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就成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始。近年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这一局面将被打破。其中之一就是西周懿王元年，据古籍记载：“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郊。”现今的研究表明，“天再旦”就是由于日全食而使黎明时天亮了两次。凭借天文学的计算，推导出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由此西周年代有了一个确切的坐标。厉王死，第十一代宣王即位，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时代，很快就衰落于第十二代幽王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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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一些贵族和诸侯护卫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初建立东都（即所谓成周），原是为了控御东方，周朝的真正基地仍在镐京（即所谓宗周）。西周末年宗周旧地天灾人祸不断，人心惶惶，而以洛邑为中心的东土有发展余地。东迁之初，宗周故地并未完全丧失，到后来周室衰微，号令不行，周王成了徒有其名的共主——其实力已不足以维持封建制度中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历史学家把这一年之后的周朝叫作东周，以区别于此前的西周。从此周朝失去了控制四方诸侯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动乱时期，即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春秋时代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大的也有十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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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列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西周国家瓦解后的残余。因此，春秋列国在国家功能与结构方面，反而不如西周国家。西周时国家主权属于王室（周天子），列国都没有完整的主权。于是，从春秋到战国的发展过程中，列国必须逐步肯定自己的主权，到各自称王称霸时，各国才能完全不承认周王室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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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东迁之后，原有王权失去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当地文化及利益的驱使，纷纷产生离心倾向。同时列国内部要充实国家的要素，必须在主权方面多所更张，加强了各国的离心力。这两股力量交互作用，是春秋时代形成列国体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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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从本质上讲，是诸侯争当周王的代替者，争当中心或中央。在这一过渡时期，霸主制度为中国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秩序，避免了无中心（中央）后的大混乱。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摆脱周天子正统的立场。争霸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形态由西周瓦解后出现的不完整功能、结构，转变为完整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国家形态摆脱了血缘组织的残余，转变为领土国家。这是了解列国争霸的关键或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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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的形式大抵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实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先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不过是争霸的一个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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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国力日趋强盛，吞并了一些小国。又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打击夷狄。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的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官员赴会。这次盟会规定，凡同盟诸国，互不侵伐，必须共同对付外敌。齐桓公由此成为中原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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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齐国争霸中原时，晋国勃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他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增强军备，争取霸业。这时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流亡外地。晋文公认为这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联合其他诸侯，出兵击败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于是晋国抓到了“襄王”这张王牌。公元前632年，晋与楚在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发生大战，这就是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左传》中关于城濮之战有十分生动的描述：晋军看到楚军来势凶猛，故意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中许多人看到晋军撤退，也停止前进。楚将子玉刚愎自用，盲目冒进，士气大为低落。晋军抓住楚方将骄兵疲的弱点，首先集中兵力歼其右翼，然后吃掉其左翼，取得大胜。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等七国，周天子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因而成为中原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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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展，灭了一些小国，转向北方，争霸中原，控制黄河流域一些小国。楚庄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改革内政，国力大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问九鼎之轻重，意欲吞并周室。此后几年中，楚庄王先后发兵击败陈国、郑国、宋国，晋国因派兵救郑时遭到惨败，当宋国求救时，畏缩不敢出兵。楚庄王因而成为中原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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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灭掉一些西方小国后发展起来，到秦穆公时向东争取霸业，遭到晋国的遏制，转而向西发展，成为西方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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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西面是秦，东面是齐，长期争霸中原的主要是晋、楚。双方势均力敌，终于出现了结束大国争霸的“弭兵”局面。所谓“弭兵”，就是双方妥协并划分势力范围，平分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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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弭兵”之后，争霸已近尾声，长江下游崛起了对立的两国——吴、越。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然而越王勾践在卑身事吴时，下定决心东山再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击败吴国，一时号称霸主，不过已是强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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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的结果，种种政治力量分化改组，最后只剩下了燕、赵、韩、魏、齐、楚、秦七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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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流上看，这是一个进步过程。一方面新旧势力斗争中，旧势力不断削弱，新势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各族人民互相融合，蛮夷戎狄与华夏的界限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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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诸侯国经济文化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落后的小国或部族称为戎、狄、蛮、夷。戎、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以北和西北地区，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群蛮和百濮分布于楚国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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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随着中原各国的强大与争霸，戎狄蛮夷先后被征服、吞并，如西戎为秦所驱，赤狄、白狄为晋所灭，莱夷为齐所灭，濮夷为楚、鲁所灭，蛮为楚所灭。到春秋末年，戎狄蛮夷逐步被华夏所同化，华夷差别慢慢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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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东周的550年间，战争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春秋时代军队规模小，战斗每每一天就结束。交战双方都很注意礼仪（军礼为五礼之一），战争成了艺术化的操练，显示出强烈的骑士风度。这样的美风，战国时代消失得无影无踪。战争变成了现代人理解的那样残忍，几十万大军对峙，野战的包围攻击持续几个月。一部分进入总动员体制，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被征发到前线。阵亡与俘虏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活埋战俘常达几万、十几万，实在令人战栗。由此反衬出，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主要是政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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