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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6．步入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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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是一大飞跃。中国在西周、春秋之际步入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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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商、周时代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高水平发展，为此后冶铁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基本的技术与工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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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青铜器冶铸工艺已达到相当高度，出现了特别巨大而精细的青铜器物，从繁缛华丽的纹饰可以看出其技术与工艺水平之高超。西周青铜冶铸工场分布的广度超过了商朝，周王和各诸侯乃至一般贵族都有数量不等的大小铜器工场，因而青铜器的产量远远超过了商朝。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很多，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需要极其精细的工艺水平为保障。春秋时代青铜器的纹饰雕镂趋向工整细致，一些美丽的新纹饰取代了呆板的旧纹饰，造型也日趋清新，青铜兵器更加轻便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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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青铜文明呼唤新的铁器文明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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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左传》的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了军队在汝水旁筑城，借此机会向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造刑鼎，著录范宣子所撰写的《刑书》。从这一史实可以推知两点：其一，要铸造如此庞大的铁鼎，一定要有较大的冶铁炉，并使用鼓风设备不断地把空气压送到冶铁炉里，才能使铁熔化成铁水，用来铸造铁器；其二，从这时把铁作为军赋征收的事实看来，铁在晋国已是普遍存在之物，当时已把铁看得同青铜一样，当作铸鼎的原料。要使冶铁技术达到这种水平，冶铁业一定有一段历史了，从而可以推测，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应该远在这时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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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春秋末年吴国的“干将”、“莫邪”宝剑，是用“铁精”作原料，以“金英”作渗碳剂，并且用含有磷质的头发和爪作催化剂而炼成的，可以肯定是钢剑。从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南方吴、越、楚等国的冶炼技术，是可能炼制钢剑的。1964年江苏六合县程桥镇1号东周墓出土了一个铁丸。1972年程桥镇2号东周墓又出土一条两端已残损的弯曲铁条。经过检测，铁条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块锻制的，铁丸是用生铁铸造的。1975年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一把钢剑，属于春秋晚期，含碳0.5%，在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这时楚国既然已经能利用熟铁块渗碳制钢，反复锻打，制造钢剑，那么，与楚国相邻的吴国，在能够冶炼熟铁块、用生铁铸造器物的同时，能够炼制“干将”、“莫邪”之类的钢剑，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春秋末年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理由推论，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必然在这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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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代中期和西周初期铜兵器用陨铁锻造刃部看来，当时还没有发明人工炼铁技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铁器，最早的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早期的。尽管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铁器不多，尽管这时铁工具还和青铜工具甚至木、石工具同时应用，但铁器制作已达到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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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代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的进步，大大提前了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认为，从西周初期还使用陨铁制作铜兵器刃部来看，那时还没有发明块炼法。因此块炼法的发明，当在西周中期以后、春秋中期以前。很可能，西周、东周之交是“块炼法”的发明期而不是发展期。从春秋末年已有较高的冶铸生铁技术水平，以及春秋、战国之际已发明生铁柔化处理技术来看，冶铸生铁技术的发明至少在春秋中期。这一发明比欧洲提早了19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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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逐步推广到各个生产领域，特别是农业生产领域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引来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一场革命。《管子》说：“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可见当时一户农民必备这几种铁制农具。考古发现表明，当时铁制农具如铲、锛、锸、镢已很普遍。铁制农具使用后，可以深耕，为牛耕的推广创造了条件。孔子的学生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名，可见当时用牛耕田早已司空见惯。铁制农具和牛耕标志农业生产技术的飞跃，使农业生产由集体共同经营发展为个别零细经营，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这是中国农业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它的直接后果是土地的私有化，以及井田制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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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也发生了变化。先前“工商食官”的格局被冲破，在官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手工业。宋国的个体手工业者，有固定的住址、常来的主顾，操着世代相袭的职业。春秋战国之际的个体手工业者公输般（鲁班），以精湛的技艺闻名遐迩，被奉为木匠的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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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手工业的私有化，商业也开始私有化，官商已不能垄断贸易，私商出现了。郑国的商人和政府约定：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不得干涉商人营业。郑商的足迹遍于黄河、长江。这种私商似乎颇有社会地位，孔子的学生子贡，周游列国做生意，并参与各国政治活动，能和诸侯们“分庭抗礼”。孔子能顺利地周游列国，子贡的经济资助起了很大作用。越国的大夫范蠡，弃官从商，周游于江湖之间，后定居于陶，成为“三致千金”的富商，号称“陶朱公”，被后世商人引为楷模，“陶朱公”因而成为富商大贾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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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铁双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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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系列变革表明，步入铁器时代之后，一个新的文明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放射出灿烂的异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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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老子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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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和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合编的《世界文明史》指出：“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这种极富哲学思辨的评述，对于理解老子与道家、孔子与儒家是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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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老子和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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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大约比孔子早几十年。他做过周的史官，见闻广博，熟悉种种典章制度；由于对世事感到厌倦，便西行出关去西部山中寻求清静。他应关令尹之请，写成《道德经》（即《老子》）。这是文字简略、字义晦涩、似是而非的著作，颂扬“道”而贬低“人”，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的、反理智的精神。他不但把“道”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把远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认为没有文明，用结绳记事而不是用文字，极乐无知的生活远比现在美好。他鼓吹“无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有为”而发的。他认为任何进步都会招致祸乱，生产发展会增长人们的贪欲，而贪欲是争斗的根源；文化提高会增长人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争斗的工具。因此他主张取消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到浑浑噩噩的“小国寡民”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状态，即无是非无知识的人类童年时代。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绝望的复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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