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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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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总想当官，只是不合时宜，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把郁积于心中的政见在讲学时抒发出来，不断评论时事，独抒己见。从他身上折射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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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对“大同”之世推崇备至，对“小康”之世有所微词，但在“小康”的夏商周三代中，对周公及西周情有独钟。孔子生活的鲁国，保存了西周的典章制度。周公的长子伯禽分封于当时的奄国，建都于奄（今山东曲阜），国号鲁。因此，周公制订的礼乐在鲁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孔子苦心钻研，沉醉于西周的礼乐文明之中，非常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自命为当代周公。他十分不满于当时的“礼崩乐坏”，对违反周礼的行为以及改革旧制度的举措，多持反对态度，明确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齐景公向他问政，他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贵贱尊卑之礼抨击夺取政权的田氏。晋国铸刑鼎，他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这个“度”，就是周礼的贵贱有序，晋国铸刑鼎，以法治国，就是“贵贱无序”。鲁国贵族季氏用了周天子的乐舞，他认为是“僭越”；季氏推行“田赋”（征收土地税），他认为这违反了“周公之典”（井田制“藉而不税”）。他一再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捍卫礼乐文明的向后看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渗透了怀旧的保守主义倾向，给后世儒家以深远影响。与此相联系，孔子是畏天命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基于这种观念，他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必然是守旧的。在他看来，天命是不可违抗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说“五十而知天命”的原因。因此他主张：“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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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创始者，但儒或儒者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儒的本义是柔，是“术士之称”。墨子说，儒者特重礼仪、声乐，特别是丧礼，他们有一套繁杂的仪节与学问，又自视甚高，不从流俗。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咨询时，一口气列举了十六种“儒行”，如“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最后总结说：“儒者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惑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由此可见，儒与儒家不是一个概念。冯友兰《原儒墨》说：“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之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的一学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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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儒家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影响之深远，是中国任何一个思想家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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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仁”是“礼”的基础，只有把“仁”注入“礼”，“礼”才能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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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从事教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的教育思想已越出教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有教无类”等等。春秋晚期出现了私学，与官学并行不悖，为统治者培养政治家和战略家。孔子办学，为那些出身寒微、才干杰出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从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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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学生要学社会、学历史，所以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近则夏商周三代，远至大同之世，无所不学。他整理的源自周朝巫史所掌的典册——《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他学习历史的凭借，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成为后世的儒家经典（即所谓“六经”），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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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即《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就其制作之初而言，与宗庙祭祀的乐舞有密切关系。今《诗》三百篇中，以《周颂》为最早，它原为宗庙祭祀时所唱乐歌，可能出自巫史之笔。而《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作为商周史诗，则可能出于史官之手。据说原有三千多篇，孔子作了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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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即《尚书》或《书经》，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就其内容而言，是史官所记录保存的政府档案，孔子搜集了这些讲演、诏命、誓词等文献，经过整理编纂，改造成突出儒家民本主义精神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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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由孔门学者编纂而成，《礼记》（包括《大戴礼记》）是孔门后学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孔子处在“礼崩乐坏”时代，对礼加以改造，使礼、仪由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心内在的要求，把强制性规定提升为自觉的理念，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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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即《乐经》，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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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即《周易》或《易经》，是一部巫史的占卜用书，借以预卜吉凶休咎。此书是周朝史官为断筮卦之凶吉逐渐集结而成的，也可以说是巫史们在占卜时所留下的记录。孔子对于《易》的贡献在于，把巫术占卜之书变为一部道德、政治、哲学之书，赋予了思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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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书，孔子作了删削修改。孔子在作《春秋》时，搜集了周朝与春秋列国的史书，编年纪事，迥然不同于以前的《春秋》，其目的不是交通人神，而是突出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来解释《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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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泗水旁，弟子们为他守孝服丧之后，散游各地，出于对他的道德学问的钦仰，以各种方式把它发扬光大。曾子、子思、孟子在他们的著作《大学》、《中庸》、《孟子》中，分别发挥了修齐治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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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恐怕值得永远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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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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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四、从战国到秦——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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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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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各国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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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 · 十月》中的这句话，早就被人引用来形容春秋时代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末期“君子”陵夷，政权易手，先前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事实上，“三姓之后”应从更广泛的含义上去理解，春秋以来的贵族而今沦为庶民，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观念形态等方面的相应变化。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春秋时代的世家大族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消失了，新的阶层取而代之。战国时代各国新兴的统治者，无不关注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权。这一时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兼并战争不断，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奋斗。于是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社会的大变动，纷纷进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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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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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他收集各国现行法律，编成《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共分六编：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针对侵犯私有财产，贼法针对侵犯人身（包括杀伤），囚法用于断狱，捕法用于捕亡，杂法用于惩罚轻狡、越城、博戏（赌博）、借假（欺诈）、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的本意是以法治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有序进行，然而它的影响超越了魏国。商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便是依据这部《法经》行事的；以后的《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充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