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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即《尚书》或《书经》，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就其内容而言，是史官所记录保存的政府档案，孔子搜集了这些讲演、诏命、誓词等文献，经过整理编纂，改造成突出儒家民本主义精神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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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由孔门学者编纂而成，《礼记》（包括《大戴礼记》）是孔门后学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孔子处在“礼崩乐坏”时代，对礼加以改造，使礼、仪由外在的规范转为人心内在的要求，把强制性规定提升为自觉的理念，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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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即《乐经》，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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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即《周易》或《易经》，是一部巫史的占卜用书，借以预卜吉凶休咎。此书是周朝史官为断筮卦之凶吉逐渐集结而成的，也可以说是巫史们在占卜时所留下的记录。孔子对于《易》的贡献在于，把巫术占卜之书变为一部道德、政治、哲学之书，赋予了思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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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书，孔子作了删削修改。孔子在作《春秋》时，搜集了周朝与春秋列国的史书，编年纪事，迥然不同于以前的《春秋》，其目的不是交通人神，而是突出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来解释《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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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泗水旁，弟子们为他守孝服丧之后，散游各地，出于对他的道德学问的钦仰，以各种方式把它发扬光大。曾子、子思、孟子在他们的著作《大学》、《中庸》、《孟子》中，分别发挥了修齐治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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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儒家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恐怕值得永远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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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四、从战国到秦——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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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各国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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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 · 十月》中的这句话，早就被人引用来形容春秋时代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末期“君子”陵夷，政权易手，先前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事实上，“三姓之后”应从更广泛的含义上去理解，春秋以来的贵族而今沦为庶民，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观念形态等方面的相应变化。继春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春秋时代的世家大族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消失了，新的阶层取而代之。战国时代各国新兴的统治者，无不关注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权。这一时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兼并战争不断，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奋斗。于是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社会的大变动，纷纷进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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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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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他收集各国现行法律，编成《法经》。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共分六编：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针对侵犯私有财产，贼法针对侵犯人身（包括杀伤），囚法用于断狱，捕法用于捕亡，杂法用于惩罚轻狡、越城、博戏（赌博）、借假（欺诈）、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种违法行为，具法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经》的本意是以法治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有序进行，然而它的影响超越了魏国。商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便是依据这部《法经》行事的；以后的《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充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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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一方面是法家，另一方面又是农家，他在变法时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须铲除旧的领主土地关系。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是针对李悝的。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派官员督责农民加紧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为此必须杂种五谷——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多种蔬菜瓜果，栽树种桑，扩大副业生产。李悝还实行“平籴法”，目的在于防止粮价太贵太贱，因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手段，“使民适足，价平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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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李悝所说的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承担什一税这点，已明晰可见这种农民不再是领主土地上的农奴了；从“籴贱伤农”这点，约略可见小农经济已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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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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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表明，早在春秋末年赵国就把百步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这种新亩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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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3年，赵烈侯用公仲连为相国，进行改革，在“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同时，“以仁义，约以王道”。也就是说，按照法家的理论选拔人才、处理财政、考核臣下，按照儒家的理论教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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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力，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建立骑兵。他学习胡人的骑射与服式，并驳斥反对派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这种因时制宜的改革，使赵国由此而日趋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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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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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即位后，启用法家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即剥夺旧贵族的权力和财产，扶植新兴势力。凡封君子孙已传三代以上的，收回爵禄；裁汰无能无用之官，节约开支，供养“选练之士”；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充实与开发那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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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针对楚国官场的歪风邪气，大力整顿，明确规定：“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目的在于提倡公而忘私，禁止私门请托，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扰乱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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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变法使楚国迅速强盛，成效卓著。由于损害了以旧贵族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了猛烈的反对，攻击吴起是“祸人”，楚悼王“逆天道”。一时间反对变法的舆论甚嚣尘上。楚悼王一死，守旧派发动叛乱，吴起被肢解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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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的死，显示了涉及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改革，阻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家往往遭到不公平待遇，甚至没有好下场。守旧派的反扑，使变法的成就逐渐化为乌有。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殊不知，商鞅为此也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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