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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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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和儒家当时都号称显学,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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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名翟,宋国人,长期居住于鲁国,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67年至公元前376年。他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鲁国是儒家的基地,墨翟最初从孔门弟子学习儒家之业,后来批判儒家,另创墨家。他一生中除了著书立说、教授门徒,也曾游说诸侯,一度成为宋国的大夫,还到过卫、齐、楚、越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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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用兼相爱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用交相利反对儒家的罕言利,用非命论反对儒家的天命论,用事神鬼反对儒家的不事神鬼,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用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墨子的非命、非乐旨在强调人力的作用,在动乱的社会中,“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必饱不强必饥”。他不同意儒家的亲亲主张,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缓和冲突。由“兼爱”发展到“非攻”,认为攻人之国最为不义。在这点上墨家与儒家是有共同语言的。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指出,儒墨同为鲁人之学,诵《诗》、《书》,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他还说:墨家以极端平等之思想,摧破周秦之贵族政治,“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家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独尊于百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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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他的门徒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埋首于科学,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墨家因此不再成为显学而日趋衰微,因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它已逐渐远离关注的焦点——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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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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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创立的道家,在齐国稷下各学派的交融中,分化改组,成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齐国的稷下之学,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同齐国尊奉的始祖黄帝结合起来,称为稷下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的“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思想流派。由于这个学派的著作久已失传,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模糊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写在《老子》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等四种书,大抵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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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有宋钘(jiān)、尹文、田骈、慎到。宋钘、尹文主张宽容,反对战争,国君必须做到“无为而能容天下”。田骈主张万物是齐一的,应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慎到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尤其要讲求“势”,以权势制服臣民。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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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0年时人。他在宋国家乡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庄子》一书把《老子》的简约哲言具体化为生动的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汪洋恣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一切事物以及真伪是非。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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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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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由于其务实精神,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乱世,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深受各国统治者赏识。法家中任法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对官吏选拔、监督、赏罚及驾驭的方法;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讲究运用国君的权势,保持国君的地位。韩非认为他们各有欠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韩昭侯用申不害之“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韩国“不至于霸王”。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为一体,并由此制订出治国方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必须用“术”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其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再次,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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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未被采纳。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他替韩国出使秦国,向秦王上《存韩》书,这与雄心勃勃的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谋略是相悖的,秦王把韩非的《存韩》书交给李斯去处理。李斯对韩非入秦势必影响自己的仕途有所顾忌,于是因嫉而杀韩非,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实际成了秦的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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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0.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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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趋势。统一本身已无争议。孟子在当时指出,整个局势最后必定是“定于一”,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针对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而说的。显然,这位“亚圣”主张以仁政来统一,反对以暴力来统一,这种善良的愿望最终化作泡影。秦的大一统是由一系列充满暴力的战争来实现的,在当时情势下,这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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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期的近百年中,秦国局处西方,不得参与中原各国之间的事务。商鞅变法后,秦一跃而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国的崛起引起了东方诸国的密切关注,联手抵制,要打破这一格局,除了战争,别无他途。秦惠王、秦武王时初试牛刀,到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了统一战争。秦昭王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屡获大胜。等到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时,由于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秦、齐两国对峙局面被打破,从此秦成为唯一强国,其势一发而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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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时代的统一战争是残酷无比的。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9年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五万。正如孟子所说“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但是其直接后果是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此后秦国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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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斥逐了相国吕不韦,重用尉缭和李斯,加紧了灭亡六国的战争步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灭亡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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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显示了非凡的才能。秦王政之父秦庄襄王是秦孝文王的次子,由于大商人吕不韦的活动被立为太子。秦庄襄王即位后,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相国,封为文信侯,权势盛极一时。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年仅十三岁,一切由其母(即太后)作主,相国吕不韦继续大权独揽,并被尊称为“仲父”。据说,秦王政是生母邯郸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他即位之初,邯郸姬与吕不韦继续私通,并豢养“大阴人”缪(Lào’ ǎi),封为长信侯,门下宾客千余、家僮数千,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秦王政从咸阳到旧都雍的宗庙举行冠礼,嫪发动宫廷政变。秦王政平定叛乱,处死嫪,幽禁太后,免除吕不韦的职务,起用尉缭、李斯,发扬商鞅变法以来的政策,使统一大业有了成功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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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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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与买卖合法化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政策,要土地所有者自报田亩数字,以便征收赋税,进一步从法律上肯定土地私有制,继续推行商鞅倡导的强本弱末(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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