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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0年时人。他在宋国家乡做过漆园吏，拒绝楚庄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庄子》一书把《老子》的简约哲言具体化为生动的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汪洋恣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世上本无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一切事物以及真伪是非。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扬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作为绝对判断的标准。道是变幻不定的，分什么彼此，分什么是非？不如浑浑沌沌，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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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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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由于其务实精神，主张以严刑峻法治乱世，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深受各国统治者赏识。法家中任法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讲究法律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对官吏选拔、监督、赏罚及驾驭的方法；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讲究运用国君的权势，保持国君的地位。韩非认为他们各有欠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无术以知奸”，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韩昭侯用申不害之“术”，但法令不统一，使奸臣有机可乘，韩国“不至于霸王”。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为一体，并由此制订出治国方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必须用“术”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其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再次，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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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他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未被采纳。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他替韩国出使秦国，向秦王上《存韩》书，这与雄心勃勃的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谋略是相悖的，秦王把韩非的《存韩》书交给李斯去处理。李斯对韩非入秦势必影响自己的仕途有所顾忌，于是因嫉而杀韩非，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实际成了秦的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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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0．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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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趋势。统一本身已无争议。孟子在当时指出，整个局势最后必定是“定于一”，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针对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情况而说的。显然，这位“亚圣”主张以仁政来统一，反对以暴力来统一，这种善良的愿望最终化作泡影。秦的大一统是由一系列充满暴力的战争来实现的，在当时情势下，这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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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期的近百年中，秦国局处西方，不得参与中原各国之间的事务。商鞅变法后，秦一跃而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国的崛起引起了东方诸国的密切关注，联手抵制，要打破这一格局，除了战争，别无他途。秦惠王、秦武王时初试牛刀，到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了统一战争。秦昭王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屡获大胜。等到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时，由于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秦、齐两国对峙局面被打破，从此秦成为唯一强国，其势一发而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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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时代的统一战争是残酷无比的。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9年鄢之战，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主力四十五万。正如孟子所说“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但是其直接后果是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战斗力，奠定了此后秦国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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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7年秦王政斥逐了相国吕不韦，重用尉缭和李斯，加紧了灭亡六国的战争步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灭亡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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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显示了非凡的才能。秦王政之父秦庄襄王是秦孝文王的次子，由于大商人吕不韦的活动被立为太子。秦庄襄王即位后，吕不韦一跃而成为相国，封为文信侯，权势盛极一时。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年仅十三岁，一切由其母（即太后）作主，相国吕不韦继续大权独揽，并被尊称为“仲父”。据说，秦王政是生母邯郸姬与吕不韦的私生子，他即位之初，邯郸姬与吕不韦继续私通，并豢养“大阴人”缪（Lào’ ǎi），封为长信侯，门下宾客千余、家僮数千，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秦王政从咸阳到旧都雍的宗庙举行冠礼，嫪发动宫廷政变。秦王政平定叛乱，处死嫪，幽禁太后，免除吕不韦的职务，起用尉缭、李斯，发扬商鞅变法以来的政策，使统一大业有了成功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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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律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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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与买卖合法化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政策，要土地所有者自报田亩数字，以便征收赋税，进一步从法律上肯定土地私有制，继续推行商鞅倡导的强本弱末（重农抑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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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商鞅推行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新地区，普遍推行郡县制，并推行二十等爵制。秦王政听从李斯的主张，拒绝王绾、淳于越分封诸王的建议，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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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车轨、文字、历法，基本上以秦法秦制作为统二标准，至于文字则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为了统一交通，下令拆除战国时代各大国在险要地区修建的关塞、堡垒和内地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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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称道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文字改革。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第二步则是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他感情洋溢地赞叹道：“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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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大一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大趋势，具有坚实的基础。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往也比以往更为密切，正如《荀子》所说，当时已出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状况。各国的变法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同一性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况且分裂割据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各国各阶层都渴望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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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统一的地理基础也不容忽视。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中专辟一章，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标题就是“土壤 · 风向 · 雨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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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的大一统的一个要素是土壤地理——黄土和黄河。像面粉一样细的黄土给耕作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灾难——黄河的泥沙沉积。一般说来，河流的泥沙沉积率达到5%就是高的，亚马逊河在夏季的泥沙沉积率高达12%，然而黄河的泥沙沉积率高达46%，其支流在夏季时泥沙沉积率达63%，令人震惊。河床不断提高，决堤的危险不断威胁两岸，何况水量在雨季、旱季有大幅度变化，令人难以提防。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统筹处理水利工程。《孟子》一书关于水利的谈话有十一次，都涉及洪水泛滥殃及邻国，暗示国家统一将带来安定与安全，因为治理黄河不能由流域的各国各自为政，必须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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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是有历史根据的。战国时代，各国割据称雄，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地势低，河水常泛滥，齐就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时“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起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各自为政的结果是，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源，故意阻塞别国水源，遇到洪水就放水到邻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邻国为壑”。处于战争状态的各国，把决堤放水作为进攻或防御的手段，造成严重后果。从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272年的60年间，黄河三度为灾，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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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认为，支持中央集权化大一统的另一要素是气象地理——风向与雨量。对风向（季风：东南风、西北风）与雨量的研究表明，15英寸的同雨量线，从中国的东北地区中部到中原地区，几乎与长城平行，弯向西南时，又恰好在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它大体反映了游牧与农耕的边界。北方诸国为了抗击游牧民族入侵而修筑的土垒长城，以及秦统一后修筑的长城，都体现了国防的需要。与15英寸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的国境线，是中国农业社会必须置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一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