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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兮气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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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利兮骓不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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骓不逝兮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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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兮虞兮奈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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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其凄惨情景令一代英豪黯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余骑兵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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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项羽的分封是迎合六国贵族的复辟愿望，倒行逆施，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刘邦的分封异姓诸侯王是出于无奈，他为了击败项羽，分封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然而，这毕竟埋下分裂的潜在危险。公元前202年刘邦重建大一统的帝国——汉，最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新王朝出现之后，这一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几乎接近于战国时期六国的全部疆域，他们自恃开国功臣，又拥有强大的兵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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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臧荼首先反叛。他是原燕国大将，迫于形势助汉击楚，但对于平民出身的刘邦称帝并不心服，刘邦刚登上帝位，他就起兵反叛。第二个反叛的是韩王信。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刘邦把他贬为淮阴侯。后来韩信阴谋反叛，被处死并夷三族。彭越由于没有检举劝他谋反的人，刘邦以“反形已具”，把他枭首示众，夷三族。以后刘邦又把其他各王一一剪除，只有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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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中说，各诸侯王的反叛是刘邦逼出来的，他们“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从韩信嘴里说出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幅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其实当时形势对于刚建立的汉朝而言是十分严峻的，不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刘邦在当时所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刘邦的手段或许过于苛急，但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大局，不足以维护大一统的汉帝国。刘邦战胜英布后，路过家乡沛县，约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欢饮。刘邦在宴会上酒酣气振，手舞足蹈，敲打乐器，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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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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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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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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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反映出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志得意满之情，也隐约流露出股肱之臣一个个被杀不免感慨系之的内心不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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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汉承秦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汉高祖刘邦是秦朝微贱的亭长，两名相国萧何、曹参不过是秦朝县政府中的低级小吏，大将军陈平是屠夫出身，另一大将军韩信年轻时做过乞丐，英布、彭越则是盗贼出身。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与六国贵族迥然不同，为汉承秦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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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与秦制完全一样。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掌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税）、游徼（掌治安）。然而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这似乎是鉴于秦朝短期间内过度集权化导致“孤立而亡”，又要根绝战国的地域纷争温床，不得已推行的一种郡县与封建兼而有之的郡国制。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在楚汉战争中已经形成，汉朝建立后，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问题在于，汉高祖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楚、梁、吴、淮南、淮阳，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这些王国与郡县同时并存，形成了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吴楚七国之乱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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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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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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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5．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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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为政治革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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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用法家理论与政策治国，专任刑法，为政苛暴，导致二世而亡，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但是，出身低微、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一向对儒家持轻蔑态度，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Lì Yì jī）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当作夜壶，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仍要去谒见他。刘邦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其倨傲不恭。战败项羽后，刘邦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透露了他何以总是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并不死守儒家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陆贾、叔孙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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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明时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申辩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以为他言之有理，就让陆贾总结秦朝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行仁义，法先王”，其要旨在于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什么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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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也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他为了不让刘邦厌恶，放弃儒生的宽袖大袍改穿短装。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与布衣将相不知君臣礼仪，诸将又和刘邦同起民间，属于“脚碰脚”之流，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刘邦感到“威重不行”，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为此他制订了一套兼采古礼和秦仪的朝仪制度。叔孙通的朝仪实施后，效果很好，刘邦作为皇帝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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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需要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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