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4568
班固在《汉书》中说,各诸侯王的反叛是刘邦逼出来的,他们“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从韩信嘴里说出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幅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其实当时形势对于刚建立的汉朝而言是十分严峻的,不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刘邦在当时所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刘邦的手段或许过于苛急,但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大局,不足以维护大一统的汉帝国。刘邦战胜英布后,路过家乡沛县,约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欢饮。刘邦在宴会上酒酣气振,手舞足蹈,敲打乐器,引吭高歌:
1707044569
170704457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707044571
1707044572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707044573
1707044574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707044575
1707044576
歌中反映出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志得意满之情,也隐约流露出股肱之臣一个个被杀不免感慨系之的内心不安之感。
1707044577
1707044578
刘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汉承秦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汉高祖刘邦是秦朝微贱的亭长,两名相国萧何、曹参不过是秦朝县政府中的低级小吏,大将军陈平是屠夫出身,另一大将军韩信年轻时做过乞丐,英布、彭越则是盗贼出身。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与六国贵族迥然不同,为汉承秦制提供了可能。
1707044579
1707044580
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与秦制完全一样。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掌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税)、游徼(掌治安)。然而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这似乎是鉴于秦朝短期间内过度集权化导致“孤立而亡”,又要根绝战国的地域纷争温床,不得已推行的一种郡县与封建兼而有之的郡国制。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在楚汉战争中已经形成,汉朝建立后,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问题在于,汉高祖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楚、梁、吴、淮南、淮阳,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这些王国与郡县同时并存,形成了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吴楚七国之乱的惩罚。
1707044581
1707044582
1707044583
1707044584
1707044585
汉高祖像
1707044586
1707044587
1707044588
1707044589
1707044591
国史概要(第四版) 25.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1707044592
1707044593
汉初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为政治革新提供了可能。
1707044594
1707044595
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用法家理论与政策治国,专任刑法,为政苛暴,导致二世而亡,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但是,出身低微、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一向对儒家持轻蔑态度,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Lì Yì jī)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当作夜壶,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仍要去谒见他。刘邦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其倨傲不恭。战败项羽后,刘邦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透露了他何以总是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并不死守儒家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陆贾、叔孙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707044596
1707044597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明时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申辩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以为他言之有理,就让陆贾总结秦朝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行仁义,法先王”,其要旨在于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什么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十分欣赏。
1707044598
1707044599
叔孙通也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他为了不让刘邦厌恶,放弃儒生的宽袖大袍改穿短装。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与布衣将相不知君臣礼仪,诸将又和刘邦同起民间,属于“脚碰脚”之流,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刘邦感到“威重不行”,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为此他制订了一套兼采古礼和秦仪的朝仪制度。叔孙通的朝仪实施后,效果很好,刘邦作为皇帝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1707044600
1707044601
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需要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
1707044602
1707044603
黄老之学本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是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政治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1707044604
1707044605
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是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相时,谋士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听说有一位盖公专门研究黄老之学,便把他请来,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照此办理,齐国果然大治。萧何死,曹参调到中央继任丞相,奉行清静无为思想,“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刘邦、萧何制定的制度、政策,不作更张。当时民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刘邦死后,惠帝、吕后时期基本如此。
1707044606
1707044607
文帝、景帝时期仍一如既往。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长期担任丞相的陈平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他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
1707044608
1707044609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707044610
170704461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1707044612
1707044613
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
1707044614
1707044615
1707044616
1707044617
[
上一页 ]
[ :1.7070445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