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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中说，各诸侯王的反叛是刘邦逼出来的，他们“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从韩信嘴里说出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幅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其实当时形势对于刚建立的汉朝而言是十分严峻的，不剪除这些异姓诸侯王，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刘邦在当时所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刘邦的手段或许过于苛急，但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大局，不足以维护大一统的汉帝国。刘邦战胜英布后，路过家乡沛县，约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欢饮。刘邦在宴会上酒酣气振，手舞足蹈，敲打乐器，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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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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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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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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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反映出重建大一统帝国的志得意满之情，也隐约流露出股肱之臣一个个被杀不免感慨系之的内心不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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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是汉承秦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庶民建立的王朝，汉高祖刘邦是秦朝微贱的亭长，两名相国萧何、曹参不过是秦朝县政府中的低级小吏，大将军陈平是屠夫出身，另一大将军韩信年轻时做过乞丐，英布、彭越则是盗贼出身。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与六国贵族迥然不同，为汉承秦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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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接受了皇帝的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与秦制完全一样。地方行政系统仍是郡、县、乡、亭、里。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掌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掌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税）、游徼（掌治安）。然而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这似乎是鉴于秦朝短期间内过度集权化导致“孤立而亡”，又要根绝战国的地域纷争温床，不得已推行的一种郡县与封建兼而有之的郡国制。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在楚汉战争中已经形成，汉朝建立后，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问题在于，汉高祖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楚、梁、吴、淮南、淮阳，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这些王国与郡县同时并存，形成了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吴楚七国之乱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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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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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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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5．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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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庶民皇帝、布衣将相的格局，为政治革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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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用法家理论与政策治国，专任刑法，为政苛暴，导致二世而亡，当然不会继续采用法家思想。但是，出身低微、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一向对儒家持轻蔑态度，常骂儒生是“竖儒”、“腐儒”。秦末高阳儒生郦食其（Lì Yì jī）怀才不遇，托沛公（刘邦）麾下骑士引荐，骑士对他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当作夜壶，对儒生蔑视到这种程度，郦食其仍要去谒见他。刘邦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时，正坐在床边让两个婢女为他洗脚，极其倨傲不恭。战败项羽后，刘邦说：“为天下安用腐儒！”透露了他何以总是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过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并不死守儒家教条颇知变通的儒生，陆贾、叔孙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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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刘邦以为陆贾不明时势：“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申辩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以为他言之有理，就让陆贾总结秦朝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说秦朝专任刑法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因而主张“行仁义，法先王”，其要旨在于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政治：稳定得像没有什么事那样，安静得像没有什么喧闹声那样，有官府而不扰民像没有官吏那样，各村各户过着恬静的生活像没有什么人那样。刘邦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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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也是一个颇知变通的儒生，他为了不让刘邦厌恶，放弃儒生的宽袖大袍改穿短装。汉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与布衣将相不知君臣礼仪，诸将又和刘邦同起民间，属于“脚碰脚”之流，常在大殿上饮酒喧哗，拔剑击柱，使刘邦感到“威重不行”，叔孙通就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为此他制订了一套兼采古礼和秦仪的朝仪制度。叔孙通的朝仪实施后，效果很好，刘邦作为皇帝威风凛凛，不无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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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需要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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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本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是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这种“无为而治”，反映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刘邦之所以欣赏陆贾的“无为”政治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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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黄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是曹参。他在担任齐国相时，谋士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听说有一位盖公专门研究黄老之学，便把他请来，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照此办理，齐国果然大治。萧何死，曹参调到中央继任丞相，奉行清静无为思想，“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刘邦、萧何制定的制度、政策，不作更张。当时民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刘邦死后，惠帝、吕后时期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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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景帝时期仍一如既往。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长期担任丞相的陈平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他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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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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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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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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