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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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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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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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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6．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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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并且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为了限制诸侯王国的权力，他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官吏必须由皇帝委派。汉高祖逝世后，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逐渐明朗化，给文帝、景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些王国的封地很大，最大的齐国领有七十三县，而中央的直辖区不过十五郡。王国可以经营盐铁、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文帝采纳贾谊的意见，把一些王国分小，以削弱其势力，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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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晁错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张。他说：现在削藩，诸侯王要反，不削也要反；削则反早祸小，不削则反迟祸大。景帝批准了晁错的削藩策，采取断然措施。于是，酝酿已久的诸侯王反叛终于以此为借口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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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4年，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发动武装叛乱。刘濞早就图谋反叛，取而代之，这时便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向中央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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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诸侯王成为只有爵位而没有实权的贵族，王国基本上相当于中央直辖的郡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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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让王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从此王国的封地愈来愈小，中央统辖的地盘愈来愈大。汉初郡国制带来的后果，至此终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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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来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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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有意裁抑丞相的职权，提高太尉职权，改太尉为大司马，又冠以大将军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又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于是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关则称为“外朝”，只不过是执行一般政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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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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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创设了刺史制度，分全国为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周行郡国，代表中央负监察之责。这种监察权包括“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督察郡国守相、强宗豪右为宗旨。秦的郡级政区只有四十九个（内史和四十八郡），西汉增至一百零八个郡国，要中央直接管理太困难，刺史部的设置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最聪明的办法。刺史部就是监察区，一个刺史部包括若干郡国。然而刺史是小官，俸禄仅六百石，郡国守相是高官，俸禄二千石，以小官监察大官，既防止监察区变成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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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改变汉初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并无重兵的状况，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所谓“良家子”组成；后又训练阵亡战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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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汉武帝任命具有法家色彩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少数地方豪强操纵盐铁经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政策。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贵卖贱买，从而调剂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由产地运往别处出售，再在别处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这样辗转贩卖，把关中所需物资运至长安。均输的功用，除了补给军需供应，支持都市消费，维持仓库积储，还包括赈济灾区贫民等内容，即所谓“流有余而调不足”。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由国家统一调剂运输，平抑物价。桑弘羊是当时一名理财家，他继承并发扬了李悝的理论，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贩卖，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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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汉朝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9年，主要的兵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从公元前112年起又向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进军。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的指挥下向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在此期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秦朝原来的防线向西延伸到敦煌附近的玉门关，为了保卫西北边境，防止突然袭击，也为了通商路线得到有效防护，建造了新的长城，直至由酒泉、张掖两郡组成的前沿阵地。快到武帝晚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过度使用武力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对大宛（费尔干纳）的战争，以败退敦煌而告终，其后以惨重代价才挽回了一点面子。以后，李陵在深入异域时几经奋战而兵败，李广利也被匈奴战败，像李陵那样被迫向宿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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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方面的军事行动显得较为顺利，公元前111年在云南和四川设立牂（zāng）柯郡、越（xī）郡，公元前108年设立益州郡；远征南越的结果，建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不久即废）；向东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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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使汉武帝踌躇满志，忘乎所以，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十几次战争，有些是必要的（如对匈奴），有些是不必要的（如对大宛）。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动员了二百多万兵力，造成人民无法忍受的苦难。汉乐府《战城南》明显地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战争使国库空虚，民力衰竭。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奢侈无度，扩建上林苑（皇家花园），开凿昆明池，建造宫殿几十处；还不远万里率领大批随从去祭泰山，为此修建了驰道、桥梁、离宫别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时，先在梁父礼祠地主，接着在泰山下向东方祭天，然后上泰山封祀，又下阴道，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既祭天又禅地。把泰山看作神仙世界的通道与死后世界的都城，反映了汉人对天上世界与地下世界的想象。他先后八次封禅泰山，当他登上泰山顶峰时，汉王朝也在这时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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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死后，朝廷大臣提议给他“世宗”的庙号，意为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这位已故的皇帝发动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指出：“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成之君。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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