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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09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为政之道在于“禁网疏阔”、“务在宽厚”、“刑罚大省”。文景之治的另一特征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贾谊和晁错都认为农业生产没有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赋税徭役太重;二是“背本趋末”。关键在于对农业的优惠不足,正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文帝采纳他们的建议,在提倡农耕、抑制商人的同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把汉高祖规定的土地税十五税一(1/15),减为三十税一(1/30),有十几年还免收此类农田租税;人口税由每人120钱减为40钱;徭役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农民得到休息,人口增加,家给人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景帝时依然遵循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景帝的晚年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朝的统治之所以能沿袭这么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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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1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指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但直接征税必须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就难以维持,从本质上讲,轻徭薄赋应该是王朝中央政府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导致家给人足、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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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13 西汉前期各代皇帝的才干、治绩,大体是与社会发展状况合拍的。创业的汉高祖刘邦,是流氓无赖出身的大英雄,豁达大度而又不脱秦汉之际社会下层人物特有的流气,率领一批草莽好汉、布衣将相打下江山。无为而治的文帝、景帝节俭治国,嫔妃们衣不曳地,宫中帷帐不用纹绣,营建宫室不用金银铜的装饰,匈奴发兵进犯,只令边兵固守,绝不发兵追击,怕打扰百姓。这都是从当时财力不丰、人民不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景帝时宽刑法,减官吏,省徭赋,倡农桑,也是从连年遭灾歉收,人民衣食困难的状况着眼的。没有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财富而形成的国力,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大展宏图。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直是在创业—守成—发展的上坡路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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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19 国史概要(第四版) 26.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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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1 汉高祖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并且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为了限制诸侯王国的权力,他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官吏必须由皇帝委派。汉高祖逝世后,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逐渐明朗化,给文帝、景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些王国的封地很大,最大的齐国领有七十三县,而中央的直辖区不过十五郡。王国可以经营盐铁、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文帝采纳贾谊的意见,把一些王国分小,以削弱其势力,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这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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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3 御史大夫晁错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向景帝提出“削藩”的主张。他说:现在削藩,诸侯王要反,不削也要反;削则反早祸小,不削则反迟祸大。景帝批准了晁错的削藩策,采取断然措施。于是,酝酿已久的诸侯王反叛终于以此为借口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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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5 公元前154年,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发动武装叛乱。刘濞早就图谋反叛,取而代之,这时便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向中央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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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7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诸侯王成为只有爵位而没有实权的贵族,王国基本上相当于中央直辖的郡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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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9 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让王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从此王国的封地愈来愈小,中央统辖的地盘愈来愈大。汉初郡国制带来的后果,至此终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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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1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来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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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3 第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有意裁抑丞相的职权,提高太尉职权,改太尉为大司马,又冠以大将军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又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于是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关则称为“外朝”,只不过是执行一般政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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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8 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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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0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创设了刺史制度,分全国为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周行郡国,代表中央负监察之责。这种监察权包括“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督察郡国守相、强宗豪右为宗旨。秦的郡级政区只有四十九个(内史和四十八郡),西汉增至一百零八个郡国,要中央直接管理太困难,刺史部的设置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最聪明的办法。刺史部就是监察区,一个刺史部包括若干郡国。然而刺史是小官,俸禄仅六百石,郡国守相是高官,俸禄二千石,以小官监察大官,既防止监察区变成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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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2 第三,为了改变汉初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并无重兵的状况,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所谓“良家子”组成;后又训练阵亡战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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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4 第四,汉武帝任命具有法家色彩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少数地方豪强操纵盐铁经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政策。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贵卖贱买,从而调剂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由产地运往别处出售,再在别处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这样辗转贩卖,把关中所需物资运至长安。均输的功用,除了补给军需供应,支持都市消费,维持仓库积储,还包括赈济灾区贫民等内容,即所谓“流有余而调不足”。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由国家统一调剂运输,平抑物价。桑弘羊是当时一名理财家,他继承并发扬了李悝的理论,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贩卖,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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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6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汉朝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9年,主要的兵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从公元前112年起又向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进军。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的指挥下向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在此期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秦朝原来的防线向西延伸到敦煌附近的玉门关,为了保卫西北边境,防止突然袭击,也为了通商路线得到有效防护,建造了新的长城,直至由酒泉、张掖两郡组成的前沿阵地。快到武帝晚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过度使用武力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对大宛(费尔干纳)的战争,以败退敦煌而告终,其后以惨重代价才挽回了一点面子。以后,李陵在深入异域时几经奋战而兵败,李广利也被匈奴战败,像李陵那样被迫向宿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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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9 向其他方面的军事行动显得较为顺利,公元前111年在云南和四川设立牂(zāng)柯郡、越(xī)郡,公元前108年设立益州郡;远征南越的结果,建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不久即废);向东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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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51 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使汉武帝踌躇满志,忘乎所以,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十几次战争,有些是必要的(如对匈奴),有些是不必要的(如对大宛)。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动员了二百多万兵力,造成人民无法忍受的苦难。汉乐府《战城南》明显地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战争使国库空虚,民力衰竭。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奢侈无度,扩建上林苑(皇家花园),开凿昆明池,建造宫殿几十处;还不远万里率领大批随从去祭泰山,为此修建了驰道、桥梁、离宫别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时,先在梁父礼祠地主,接着在泰山下向东方祭天,然后上泰山封祀,又下阴道,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既祭天又禅地。把泰山看作神仙世界的通道与死后世界的都城,反映了汉人对天上世界与地下世界的想象。他先后八次封禅泰山,当他登上泰山顶峰时,汉王朝也在这时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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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53 汉武帝死后,朝廷大臣提议给他“世宗”的庙号,意为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这位已故的皇帝发动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指出:“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成之君。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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