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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5 公元前154年,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发动武装叛乱。刘濞早就图谋反叛,取而代之,这时便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向中央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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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7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诸侯王成为只有爵位而没有实权的贵族,王国基本上相当于中央直辖的郡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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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29 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让王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从此王国的封地愈来愈小,中央统辖的地盘愈来愈大。汉初郡国制带来的后果,至此终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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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1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来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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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3 第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有意裁抑丞相的职权,提高太尉职权,改太尉为大司马,又冠以大将军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又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于是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关则称为“外朝”,只不过是执行一般政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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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38 汉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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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0 第二,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创设了刺史制度,分全国为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周行郡国,代表中央负监察之责。这种监察权包括“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督察郡国守相、强宗豪右为宗旨。秦的郡级政区只有四十九个(内史和四十八郡),西汉增至一百零八个郡国,要中央直接管理太困难,刺史部的设置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最聪明的办法。刺史部就是监察区,一个刺史部包括若干郡国。然而刺史是小官,俸禄仅六百石,郡国守相是高官,俸禄二千石,以小官监察大官,既防止监察区变成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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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2 第三,为了改变汉初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并无重兵的状况,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所谓“良家子”组成;后又训练阵亡战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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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4 第四,汉武帝任命具有法家色彩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少数地方豪强操纵盐铁经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平准均输政策。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贵卖贱买,从而调剂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由产地运往别处出售,再在别处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这样辗转贩卖,把关中所需物资运至长安。均输的功用,除了补给军需供应,支持都市消费,维持仓库积储,还包括赈济灾区贫民等内容,即所谓“流有余而调不足”。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由国家统一调剂运输,平抑物价。桑弘羊是当时一名理财家,他继承并发扬了李悝的理论,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贩卖,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就是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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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6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汉朝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9年,主要的兵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从公元前112年起又向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进军。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的指挥下向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在此期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秦朝原来的防线向西延伸到敦煌附近的玉门关,为了保卫西北边境,防止突然袭击,也为了通商路线得到有效防护,建造了新的长城,直至由酒泉、张掖两郡组成的前沿阵地。快到武帝晚年时,已明显地出现了过度使用武力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对大宛(费尔干纳)的战争,以败退敦煌而告终,其后以惨重代价才挽回了一点面子。以后,李陵在深入异域时几经奋战而兵败,李广利也被匈奴战败,像李陵那样被迫向宿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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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49 向其他方面的军事行动显得较为顺利,公元前111年在云南和四川设立牂(zāng)柯郡、越(xī)郡,公元前108年设立益州郡;远征南越的结果,建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南岛(不久即废);向东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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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51 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使汉武帝踌躇满志,忘乎所以,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十几次战争,有些是必要的(如对匈奴),有些是不必要的(如对大宛)。大规模的战争,先后动员了二百多万兵力,造成人民无法忍受的苦难。汉乐府《战城南》明显地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战争使国库空虚,民力衰竭。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奢侈无度,扩建上林苑(皇家花园),开凿昆明池,建造宫殿几十处;还不远万里率领大批随从去祭泰山,为此修建了驰道、桥梁、离宫别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禅泰山时,先在梁父礼祠地主,接着在泰山下向东方祭天,然后上泰山封祀,又下阴道,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既祭天又禅地。把泰山看作神仙世界的通道与死后世界的都城,反映了汉人对天上世界与地下世界的想象。他先后八次封禅泰山,当他登上泰山顶峰时,汉王朝也在这时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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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53 汉武帝死后,朝廷大臣提议给他“世宗”的庙号,意为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这位已故的皇帝发动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指出:“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成之君。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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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58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09]
1707044659 国史概要(第四版) 2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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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61 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汉武帝反对无为,主张有为。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采纳儒家出身的官僚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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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63 文帝、景帝时期,由“无为”到“有为”,由道(黄老)到儒的转化已在悄然进行。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接连三次下诏向有识之士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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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65 景帝时曾任博士的大儒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在三次上书对策——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保持政治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大”是动词,意为尊崇)董仲舒由此发挥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之科”,就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孔子之术”。董仲舒的意思是要运用政权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并进”。后世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误解之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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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69 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为相,放手让田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为了表彰儒学,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他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凡郡国俊才年十八岁以上,可保送至太学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以上可参加考试,甲科者为郎中,乙科者回原郡国为吏。他还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试用合格即授予官职。此外又不定期地“举贤良”,由他自己出题策问,应举者如对策得当即可授予官职。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儒家的经典。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配备经师,教授儒家经典。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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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71 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久有误解的课题进行了澄清。刘桂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少并非仅仅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如此而已。日本学者福井重雅在《董仲舒对策的基础研究》等论文中,也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董仲舒第三策答问中那一段话(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可能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之前提出,因此这个对策的尊儒政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全无关系的。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儒教国教化问题,必须从别的视角导出新的解释。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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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4673 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朱维铮《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一文指出,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要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夏侯胜说,通晓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就像从脚底下拣起一粒菜籽那样容易。因为太学里五经博士对弟子的教育,都把“通经”——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即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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