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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权,就是继承并发展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方针。其一,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但职权未变,并无一定的治所。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向十二个州派出十二名刺史,以“六条问事”,每年年底回京报告,中央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但是刺史权力过大,并且有了固定的治所,使州成为一级政区,为日后地方割据埋下了祸根,是始料不及的。其二,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由于外戚专权,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恢复大司马为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但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仲长统语),把三公的职责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但尚书令秩禄千石,三公秩禄万石,一个有权无位,一个有位无权,以此杜绝臣下作威作福。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使之成为虚位,不授予实权,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前期正面效应是明显的,到了东汉后期皇帝无能,其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终于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挟主专权的后果,这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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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面临西汉末年的棘手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他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他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命州郡地方官检核垦田顷亩及农民户口年纪,如地方官夸大报告户口、垦田实绩,坐度田不实之罪。这是鉴于当时“天下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受到损失这一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一项抑制豪强地主的措施。很明显,检核垦田顷亩对豪强地主不利,他们百般阻挠;地方长官或慑于豪强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并不认真度田,故意扰乱,出现了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虚报度田实绩的欺瞒现象。京师洛阳及皇室发祥地南阳抗拒度田的势力最大,地方官束手无策。光武帝在批阅度田报告时,见陈留吏牍上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诘问缘故,官员答道:“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一语道出了近亲、近臣这些最大的豪强地主,尽管田宅逾制,但无法检核的尖锐矛盾。光武帝颇不以为然,派遣官员考察属实后,以“坐度田不实罪”,处死了有关郡守十余人。虎头蛇尾,以后还是不了了之,垦田顷亩并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对于促进荒地的开垦还是有作用的,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郤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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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重视,使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十四博士,分别教授学生,并在洛阳建立大量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新建国立大学——太学。由国家奖励学问是从西汉开始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光武帝新建太学,规模更大。今洛阳太学遗址有两处:一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与此邻近的另一处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有内外讲堂各一座,讲堂长十丈、宽八丈,讲堂附近建有太学生宿舍。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弟子,也称诸生,每年都要考试——射策和对策。与首都的太学相呼应,各地都办了地方学校——郡国学。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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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本人精通经学,也爱好谶纬。汉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五经,于是形成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也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之学兴盛于西汉末年,当时流传谶纬图书三十五种,东汉初年更为盛行,谶纬图书增至八十一种。刘秀不仅称帝时利用谶纬《赤伏符》,证明做皇帝合乎天命,而且在施政用人时也要引用谶纬,几乎言必称谶,事必依纬。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经典。为此他下令在洛阳建造宣扬谶纬之学的礼教性建筑——明堂、灵台。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场所,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重大典礼都在此举行,坐落于洛阳平城门外,建筑呈上圆下方,有九室、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在这里,自然宗教与国家礼仪互相融合,互为表里。灵台是天文观测台,在平城门外明堂大路西侧,东对明堂,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观测日月星象,而与国家命运相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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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祀明堂、登灵台,就与世长辞。他的中兴大业为明帝、章帝所继承,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出现了80多年没有灾害的盛况;匈奴侵扰问题得以解决,使南匈奴归附中原;班超出使西域,稳定了边境形势。他开创的东汉王朝,延续了1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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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0.清议与太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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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章帝时代中兴气象继续发展,和帝以后,中兴气象消失,由盛转衰,外戚与宦官专权是一个关键。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除了以尚书台控制中央机要,还在宫中任命一些宦官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官职,传达皇帝的诏旨,批阅尚书进呈的公文,使宦官权力陡然膨胀。从和帝以后,东汉的皇帝都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听政,而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恰恰为外戚、宦官挟主专权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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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以大将军出任侍中,掌内廷和外朝大权,他的三个弟弟同时封侯,掌握机要,窦氏党羽都成了朝官或守令,刘家天下几乎成了窦家天下。深居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的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剪除了窦氏势力。和帝为了酬谢郑众,封他为侯,让他参预朝政,开创了宦官封侯专权的先例。和帝死,临朝称制的邓太后不立和帝长子刘胜,而立才一岁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殇帝死,邓太后又立十三岁的藩王刘祐为安帝,掌实权的是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邓太后死,安帝利用宦官李闰、江京剪除邓氏势力,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身居要职,形成宦官与外戚共同专权的奇特局面。安帝死,宦官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被废的太子)刘保为顺帝,杀阎显,把持朝政。顺帝为了抑制宦官,先后任命皇后梁氏之父梁商及其子梁冀为大将军。顺帝死,梁太后与梁冀先后立冲帝、质帝、桓帝,梁冀专擅朝政达二十年。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人剪除梁氏之后,宦官独揽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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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循环往复,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似地交替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谋取小集团的利益,政治日趋腐败。外戚与宦官争夺权力的争斗,都拉拢一批官僚为帮手,形成朋党。当时的士人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官僚利用察举、征辟的权力,与被举、被辟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官僚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于是,外戚、宦官与世家大族纠合在一起,左右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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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一批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弊,号称“清议”,在腐败成风的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洛阳发生严重地震,顺帝下诏求言,李固在对策中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批评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建议削夺外戚的权力,还政于帝:他还注意到宦官权力太大,应该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太史令张衡也呼吁应把威权归还给天子。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御史张纲与其他七名官员奉命分巡州郡,检查地方工作,其他七人皆出赴任,他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感叹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立即上疏奏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河南尹梁不疑,京师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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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他们熟读经书,又关心时政,在舆论上支持清议派,因而太学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弹劾贪污的地方官以及宦官党羽,遭致贬官。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游行到皇宫,上书请愿,迫使桓帝赦免朱穆。两年后,刘陶还上书把当前政治腐败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皇帝本人,当今皇帝生活在闭塞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国情。他请求皇帝注意秦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为了扭转局面,他建议让正直的官员掌握中央的权力。他知道这种直言劝谏决不会被采纳,不无感慨地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灵帝时他出任谏议大夫,依然保持太学生时代的锋芒,上疏直陈“当今要急八事”,认为“天下大乱,皆由宦官”,遭宦官诋毁,下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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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榜名教的太学生看来,国家命运系于阉宦之手是奇耻大辱。由于宦官专权,贿赂公行,原先的察举征辟制度遭到破坏,原先的贤良对策为不定期选举,举孝廉(孝子、廉吏)为定期选举,这时奔竞者多,流弊丛生,“孝廉”两字异化为获取参政资格的幌子,与孝子、廉吏本义相去甚远。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升官途径受阻,使他们愤愤不平,抨击讽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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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秀才,不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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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孝廉,父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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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素清白浊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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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良将怯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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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生最为推崇的官僚,是敢于反对宦官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这从他们品评这些官僚的评语中流露得淋漓尽致:“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作为“清议”派首领,抨击弊政不避怨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他与太学生领袖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政,被人诬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延熹九年(166年)桓帝按照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李膺及其“党人”二百多名,由于外戚窦武出面援救才于次年赦免回乡,但禁锢终身,不许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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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舆论都同情“党人”,清议派把那些遭迫害的仁人志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引为社会楷模。史书上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党人”范滂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都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显然把他视作衣锦荣归的英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不在党籍为耻,竟上表自请依“党人”治罪。可见在昏天黑地的年代,社会的良知并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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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死,幼小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以大将军身份掌权,与太傅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率僚属及太学生八十多人,冲入宫门,被捕后死于狱中。宦官乘机诬告“党人”谋反,大肆逮捕,甚至牵连到妻子、兄弟、朋友,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其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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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事件毫无疑问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被诬为“党人”者,其实并没有结成什么“党”,所谓“共为部党”云云全是诬陷不实之词。诚然,那些“党人”并非无可非议,但从主流上看,他们毕竟反映了社会舆论、传统道德,敢于向腐朽的政治权力挑战。尽管腐朽的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党人”的官职、自由乃至生命,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可能改变追随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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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学生运动,李膺、陈蕃、刘陶等人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气概为后人所景仰,正如《后汉书》所说:“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遭到党锢之祸迫害的清流名士赞颂备至: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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