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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所见汉化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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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人石勒脱离前赵，建立后赵。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人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显示了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下令胡人不准欺凌衣冠华族（汉人），派人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书、诵读史书，从中引以为鉴，虽在军旅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包括胡羯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还立了秀才、孝廉试经之制，提倡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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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原的氐族也深受汉文明的影响，前秦的苻坚即位后，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以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陛下神武，拨乱反正，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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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后秦的羌族，在关中与汉族长期杂居相处，姚苌起兵时得到汉人支持，后秦政权一建立就采用汉制。姚兴继位后，多方笼络汉族士人，延揽名儒到长安讲学，生徒多至万余；又经常和名儒们“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姚兴还招致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传播佛教、翻译佛经，并与鸠摩罗什互相考校佛经，佛教因此大为流行。在姚兴治理下，后秦一度强盛，曾控制西起河西走廊东至兖州、徐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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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讲经学重礼仪的旧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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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史家把十六国的建立归咎为“五胡乱华”，显然是皮相之见。十六国的出现是北方民族大批入居内地，与汉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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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其他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畜产品加工术，如制作毛毡、奶酪、油酥，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鲜卑人叱干阿利制造“百炼钢刀”，有龙雀大环，称为“大夏龙雀”，十分锋利。匈奴人綦母怀文制造的“宿铁刀”，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钢），以柔铁为刀脊，溶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锋利无比，据说后世制作钢刀乃其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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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胡汉杂居，大量胡物胡俗在中原推广。如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变化。汉代以前中原人民习惯于席地而坐，即跪坐；若双脚前伸，叫作“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行为。引进了称为“胡床”的椅子，人们才逐渐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汉书 · 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民风为之一变，这其中就包括“胡床”与“胡坐”。近代以来在罗布泊、尼雅等遗址，发现了汉晋时期雕有犍陀罗纹样的椅子，就是所谓“胡床”。以后“胡床”不断演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名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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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中所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汉人逐步采用烧烤兽肉、用毡包头、用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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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族子弟学习胡语成为当时的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杂有“胡虏”之音。著名的《敕勒歌》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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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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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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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似穹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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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盖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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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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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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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草低见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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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乐府广题》记载，这首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的，“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汉语），故其长短不齐”。斛律金是敕勒斛律部人，该族早先说敕勒语，这首民歌早已广为流传，提炼加工而成《敕勒歌》，斛律金把它译成汉语唱出来，其中充满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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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对中原音乐有深远的影响，胡笳、羌笛、琵琶的广为流行，与民族大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民族大迁徙，漠北、西域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音乐大量输入，鲜卑、吐谷浑、步落稽、高丽、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与中原汉族音乐交融汇合，使传统音乐更趋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人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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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顶杆杂技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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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胡互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缩小了民族差异，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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