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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均田令的规定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耕地按劳动力（15〜70岁）及代劳家畜（丁牛）分配，奴婢与良人一样分配土地；未到15岁不受田，超过70岁（谓之老）要退田；第二，桑田（或麻田）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第三，买卖是有限制的，只有超过定额时才准出卖，不足时才可以买进；既不能以额内桑田出卖，也不能“买过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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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荒人少、生产力衰退的特定环境下，这种规定能使劳动者固着在土地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政府租调收入的增加，使北魏王朝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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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土地所有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可能按照法令、制度的规定而一成不变。无主荒地或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经过分配，归农家长期占有、使用之后，其所有关系会逐渐发生变化。因而严格的还受制度是难以长期坚持的，此其一。其二，农家子孙的繁衍，按规定必须验丁受田。问题在于一个地区的耕地是有限的，当新增人丁达到一定限度时，就无法继续按照规定数量受田。其三，法令既然规定桑田可以买卖，必然要冲击露田不能买卖的规定。因此，均田令的条文，是对既有土地关系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会日趋明显，人们绝对不能把它刻板化，它本身也不可能持久不变地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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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英图书馆藏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计帐（原文不作“账”）文书，向人们透露了从北魏至西魏时期均田令实施的具体情况。西魏规定的受田标准与北魏稍有不同：丁男（18〜64岁）麻田十亩，正田（即露田）二十亩；丁妻（结婚至64岁）麻田五亩；癃、老男（65岁以上）、中男（10〜17岁）、小男（4〜9岁）及老女（65岁以上）为户主者，受田与丁妻同；丁奴与丁男同，丁婢麻田五亩，正田十亩，丁牛正田二十亩（无麻田）。但计帐文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规定有着很大的差距。且举数例如下：（一）叩延天富一户的受田情况：该户有一丁男、一丁妻，按规定可以受麻田十五亩、正田三十亩，实际上仅受田二十五亩，户主叩延天富受麻田十亩、正田十亩，麻田已足，正田少十亩；妻刘吐归受麻田五亩（已足）、正田未受。该户应受麻田十五亩，已受足；应受正田三十亩，只受十亩。值得注意的是，在受田不足的情况下，先满足可以继承、买卖的麻田，而将不足之数全划入应该还受的正田额中。（二）王皮乱一户的受田情况：与叩延天富基本相似，应受田四十五亩，实受田二十二亩，二十三亩未受；实受田二十二亩，包括麻田十五亩、正田七亩；麻田已受足，正田缺二十三亩。（三）侯老生一户的受田情况：应受田口有二丁男、一丁妻，另有一丁牛，应受田一百亩，已受田六十四亩，户主及妻麻田、正田均已受足，子麻田受足，正田少十二亩，牛一头未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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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残存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看来，在均田制实施中，实受田数与应受田数有很大差距，并未完全按照法令条文规定办理，受田不足是当时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对西魏计帐文书中三十三户的受田情况分析统计表明：三十三户中，受田足额的六户，都是癃及老、小、中男为户者，没有丁男、丁妻，属于不课户，每户平均受田四十九亩三分；其余二十六户，都是丁男丁妻为户者，受田都不足，六户已受率达72.5%，十三户已受率达51.1%，七户已受率达33.2%，平均已受率为52.2%。因此仅仅从法令条文去认识均田制显然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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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均田制同时实行的租调制，却是以每户受田已足的假定前提为依据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中，课户分为上、中、下，调的负担一样，无论上中下户都是布二丈（一匹）、麻一斤，租则上户二石、下户一石七斗五升、下户一石。上户一夫一妇（即丁男丁妻）的租调负担为布一匹、麻二斤、租四石；下户一夫一妇，布一匹、麻二斤、租二石。户内如有丁婢（丁奴），应纳布一丈、麻八两、租四斗五升；户内如有耕牛，应纳布二尺、租一斗五升。这种租调征收率，与各户实际受田状况无关，也就是说，同一户等的丁男或丁妻，不论受田已足、未足，都是课取划一的租调。由此可见，均田制的实施致力于调整土地关系，但根本的出发点是便于政府向农户征收划一的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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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均田制一直沿袭到北齐、北周、隋、唐，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终于使它慢慢地成为不具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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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西魏宇文泰把十二军鲜卑禁旅改为六军，六军分别由六柱国率领。宇文泰本人和西魏宗室元欣名义上也是柱国，加上实际统兵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是鲜卑早期八部君长大人统领的部落兵制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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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族人居中原，把军队分布于各地，强占土地，一部分经营畜牧业，一部分经营种植业，把土地隶属于军府，形成领主式土地关系。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就是这种特定土地关系的产物。其后由于大量汉族农业人口加入府兵，使之发生一系列变化。隋统一后，于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促使部落兵制非部落化，趋向于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进而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以受田方式维持一支兵农合一的军队。在此以前的府兵，一般是家属随营，列于军户；此后，军人编为民户，改属于州县管辖，政府可以随时点征民户从军，军人及家属都可以照均田令受田，但不纳租调。均田制和府兵制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形态，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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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以受田为保障，受田既不足，府兵的维持就大成问题了。一般而论，一个府兵受田一百亩，虽无租调负担，但府兵自备兵甲衣粮，其兵役负担远远超过一个受田百亩的普通丁男。按照规定，租庸调全额相当于岁役五十日，卫士一年当兵两个月，超过了租庸调，何况还得自备戎具、资粮！因此，唐中叶由雇佣兵取代府兵，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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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2．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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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将领刘裕，在两次北伐中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成为一个最有权势的人物。420年，他逼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建立了南朝的第一个政权。东晋王朝存在了103年（317—420年），被宋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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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宋、齐、梁、陈继承了东晋的正统，与北朝相抗衡，从420年到589年，存在了169年。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的南朝，继承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一切腐朽方面，那些帝王们几乎都是荒淫无耻之徒。例如宋的第五代皇帝刘子业，在位不过十八个月，便打破了一项历史记录——给他的异母姐山阴公主赏赐了三十个男妾。因为山阴公主曾对这个当皇帝的弟弟说：为什么陛下可以有后宫数百，我只有一个驸马？太不公平了。又如齐的第六代皇帝萧宝卷，为了追求幸福，用金箔制成象征佛教的荷花，贴在床上，让他的宠妃潘氏在上面以三寸金莲轻移舞步，仿佛观世音菩萨一样。据说中国历史上妇女缠足，始于这个萧宝卷的倡导。隋炀帝在谈及南朝时对大臣们说：“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大臣们说：“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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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能的邪恶的君主，就是门阀政治与武人专政的产物。所谓门阀政治，是讲究门第阀阅的贵族政治，是东晋以来政治上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认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是贵族政治时代，六朝的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欧洲中世纪的领主贵族，只是一种具有地方名门出身的贵族。由汉朝官僚经过多次蜕变而成长起来的六朝贵族，是士大夫集团——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地方普及而形成的新兴士大夫集团，累世为官而形成的望族，其基础是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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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指出：没有东汉的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出现魏晋的士族。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袭的性质，但其身份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无论东汉的世家大族，抑或魏晋的士族，其成员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一是社会大动乱，二是频繁的易代纠纷。东晋士族——门阀士族的当权门户，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门阀政治作为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而出现于东晋一朝，具有三个条件：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一个民族矛盾外部条件的存在。因此，东晋只有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于是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并被皇室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不同，都必须与司马氏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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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门阀，有门与阀两层意思，门即门第、门户，阀即阀阅——“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门阀即门第等级。当时又有“门地”之说，地指地望，即宗族的籍贯；以地望别姓氏，以地望别贵族，是当时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外部特征。例如西晋士族高门王氏，有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之分，当时太原王氏累世身居高官，成为首屈一指的高门，到了东晋，琅邪王氏有开国之功，历任宰辅，一跃而为侨姓士族之领袖、第一流的高门。这两个王氏的区别就在于地望，进入南朝，地望的划分更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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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士族高门的子弟，凭借家世的显贵，可以坐至公卿。王遐出身太原王氏，“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庾冰出身颍川庾氏，自称“因恃家宠，冠冕当世（当宰相）”；陈郡谢混，“任借世资，超蒙殊遇（任尚书仆射）”；至于琅邪王氏中王导这一支，到南齐王俭为止，“六世名德，海内冠冕”，当宰相的接二连三。只要是士族高门，甚至白痴也可出任高官，当时有所谓“门地二品”之说，其意为单凭“门地”（门阀、地望）就可获得九品中正制中的高品——二品，由此进一步仕进、升迁。这种门阀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弊端：一方面，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凭才能就可以成为高官，于是沉湎于清闲、放荡的生活，而不关心政治，拒绝担任繁杂而辛苦的官职，特别是军职，政治、军事才能日趋削弱；另一方面，只要门第不垮，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养成了高级士族在王朝更迭的激烈斗争中，畏葸退缩，明哲保身，甚至见风使舵，随声附和，至南朝时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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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都纵情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把持高官显位，却崇尚清谈，对实际事务一无所知。某官负责管理骑兵，有人问他管多少马匹，他答道：“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他近来马死了多少，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便是极典型的事例。从东晋到宋、齐三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悠闲生活，把那些号称“江南冠带”的士族高门劣根性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士族风气愈来愈文弱，宽衣、博带、高冠、大屐，优哉游哉。许多人“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一刻也离不开别人的侍候。梁朝的建康令王复从未见过马，见马嘶跳，竟误认为虎，惊恐万状。别人说这是马不是虎，他偏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族子弟终日追求打扮，“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不男不女，心态畸形。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甚至连汉魏以来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一套传统文化知识也完全荒废，成了高级文盲，提笔只能写姓名，宴会上别人吟诵诗赋，他们只能“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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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和特权，不仅把持官位不让庶族寒门插手，而且在婚姻上也有严格限制。士族高门只能和士族高门通婚，如果和士族以外人通婚，就被视为婚姻失类——门不当户不对，遭到舆论非难。因此士族非常重视家谱，讲究郡望，谱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官吏职位高低，由士族家谱来遴选。宋文帝时，刘湛为选官而撰《百家谱》二卷；南齐时，王俭职掌吏部，又把它扩充为《百家集谱》十卷。从此，凡出任吏部官员者，都必须精通谱学，否则便难以称职。梁人徐勉撰《百家谱》二十卷，主持人事工作时能做到“彝伦有序”。陈朝吏部尚书孔奂，由于精通谱学，“详练姓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现了谱学巨擘贾、王二氏。东晋武帝命河东贾弼之撰《姓氏簿状》七百十二篇，集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士姓。自东晋历宋、齐、梁四朝，贾氏世传谱学，六代人中五代都有谱学著作。梁武帝命王僧儒在贾弼之《姓氏簿状》基础上撰成《十八州谱》（后改称《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七百十卷，成为门阀政治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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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门阀政治在南朝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日趋衰微。士族腐朽不堪，不能担任武职，掌管军事，庶族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阶梯。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都是庶族出身，先掌握军权而后取得政权。庶族出身的皇帝当然要提拔庶族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因为士族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只能担任清闲之职，享受高官厚禄。刘宋时期，出身农家，“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沈庆之官至侍中，都督南兖、徐、兖三州军事；小贩出身的戴法兴成了宋孝武帝的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专管朝廷内务，权倾一时。萧齐和刘宋一样，任用寒人掌机要，中书通事舍人成为要职。出身寒微的纪僧真当了中书舍人，齐武帝为此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梁武帝虽然对士族十分宽容，给他们高官厚禄，还专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但士族门阀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也和宋、齐诸帝一样，在实际政务中不得不大批起用寒门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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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寒门掌机要，对门阀政治是一大冲击，但它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颓靡局面。梁武帝醉心于崇佛，替僧尼们建造华丽的寺庙，为了在京城建康（今南京）的钟山建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良田八十余顷。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他为了倡导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让臣下以亿万钱财赎他回宫。佛教的畸形繁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僧可收“白徒”，女尼可收“养女”，都不入户籍，不少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投身佛寺，以致形成“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状况。不久，腐朽的梁朝在侯景之乱中覆亡。梁武帝被侯景软禁，活活饿死。那些“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的士族，在动乱中大批死去，门阀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侯景之乱使门阀政治遭到致命的打击，早已败象丛生的门阀政治迅速衰微。史籍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昔日弥漫颓废气氛，号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朝都城建康，在侯景之乱中被烧掠一空，富庶的三吴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梁武帝的子孙们分别投靠西魏、北齐，相互火并。陈霸先取而代之，建立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所能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地区，南朝已经摇摇欲坠了。要依靠正统的南朝来统一全国，岂非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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