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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宋、齐、梁、陈继承了东晋的正统，与北朝相抗衡，从420年到589年，存在了169年。作为中原王朝正统的南朝，继承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一切腐朽方面，那些帝王们几乎都是荒淫无耻之徒。例如宋的第五代皇帝刘子业，在位不过十八个月，便打破了一项历史记录——给他的异母姐山阴公主赏赐了三十个男妾。因为山阴公主曾对这个当皇帝的弟弟说：为什么陛下可以有后宫数百，我只有一个驸马？太不公平了。又如齐的第六代皇帝萧宝卷，为了追求幸福，用金箔制成象征佛教的荷花，贴在床上，让他的宠妃潘氏在上面以三寸金莲轻移舞步，仿佛观世音菩萨一样。据说中国历史上妇女缠足，始于这个萧宝卷的倡导。隋炀帝在谈及南朝时对大臣们说：“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大臣们说：“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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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能的邪恶的君主，就是门阀政治与武人专政的产物。所谓门阀政治，是讲究门第阀阅的贵族政治，是东晋以来政治上的传统。日本的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认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是贵族政治时代，六朝的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欧洲中世纪的领主贵族，只是一种具有地方名门出身的贵族。由汉朝官僚经过多次蜕变而成长起来的六朝贵族，是士大夫集团——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地方普及而形成的新兴士大夫集团，累世为官而形成的望族，其基础是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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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指出：没有东汉的世家大族就不可能出现魏晋的士族。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袭的性质，但其身份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无论东汉的世家大族，抑或魏晋的士族，其成员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一是社会大动乱，二是频繁的易代纠纷。东晋士族——门阀士族的当权门户，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门阀政治作为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而出现于东晋一朝，具有三个条件：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一个民族矛盾外部条件的存在。因此，东晋只有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于是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并被皇室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不同，都必须与司马氏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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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门阀，有门与阀两层意思，门即门第、门户，阀即阀阅——“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门阀即门第等级。当时又有“门地”之说，地指地望，即宗族的籍贯；以地望别姓氏，以地望别贵族，是当时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外部特征。例如西晋士族高门王氏，有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之分，当时太原王氏累世身居高官，成为首屈一指的高门，到了东晋，琅邪王氏有开国之功，历任宰辅，一跃而为侨姓士族之领袖、第一流的高门。这两个王氏的区别就在于地望，进入南朝，地望的划分更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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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士族高门的子弟，凭借家世的显贵，可以坐至公卿。王遐出身太原王氏，“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庾冰出身颍川庾氏，自称“因恃家宠，冠冕当世（当宰相）”；陈郡谢混，“任借世资，超蒙殊遇（任尚书仆射）”；至于琅邪王氏中王导这一支，到南齐王俭为止，“六世名德，海内冠冕”，当宰相的接二连三。只要是士族高门，甚至白痴也可出任高官，当时有所谓“门地二品”之说，其意为单凭“门地”（门阀、地望）就可获得九品中正制中的高品——二品，由此进一步仕进、升迁。这种门阀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弊端：一方面，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凭才能就可以成为高官，于是沉湎于清闲、放荡的生活，而不关心政治，拒绝担任繁杂而辛苦的官职，特别是军职，政治、军事才能日趋削弱；另一方面，只要门第不垮，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养成了高级士族在王朝更迭的激烈斗争中，畏葸退缩，明哲保身，甚至见风使舵，随声附和，至南朝时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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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都纵情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把持高官显位，却崇尚清谈，对实际事务一无所知。某官负责管理骑兵，有人问他管多少马匹，他答道：“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他近来马死了多少，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便是极典型的事例。从东晋到宋、齐三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悠闲生活，把那些号称“江南冠带”的士族高门劣根性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士族风气愈来愈文弱，宽衣、博带、高冠、大屐，优哉游哉。许多人“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一刻也离不开别人的侍候。梁朝的建康令王复从未见过马，见马嘶跳，竟误认为虎，惊恐万状。别人说这是马不是虎，他偏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士族子弟终日追求打扮，“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不男不女，心态畸形。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甚至连汉魏以来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一套传统文化知识也完全荒废，成了高级文盲，提笔只能写姓名，宴会上别人吟诵诗赋，他们只能“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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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为了维护其社会地位和特权，不仅把持官位不让庶族寒门插手，而且在婚姻上也有严格限制。士族高门只能和士族高门通婚，如果和士族以外人通婚，就被视为婚姻失类——门不当户不对，遭到舆论非难。因此士族非常重视家谱，讲究郡望，谱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官吏职位高低，由士族家谱来遴选。宋文帝时，刘湛为选官而撰《百家谱》二卷；南齐时，王俭职掌吏部，又把它扩充为《百家集谱》十卷。从此，凡出任吏部官员者，都必须精通谱学，否则便难以称职。梁人徐勉撰《百家谱》二十卷，主持人事工作时能做到“彝伦有序”。陈朝吏部尚书孔奂，由于精通谱学，“详练姓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现了谱学巨擘贾、王二氏。东晋武帝命河东贾弼之撰《姓氏簿状》七百十二篇，集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士姓。自东晋历宋、齐、梁四朝，贾氏世传谱学，六代人中五代都有谱学著作。梁武帝命王僧儒在贾弼之《姓氏簿状》基础上撰成《十八州谱》（后改称《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七百十卷，成为门阀政治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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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门阀政治在南朝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日趋衰微。士族腐朽不堪，不能担任武职，掌管军事，庶族出身的人便以武职为升官阶梯。南朝的四个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都是庶族出身，先掌握军权而后取得政权。庶族出身的皇帝当然要提拔庶族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因为士族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只能担任清闲之职，享受高官厚禄。刘宋时期，出身农家，“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沈庆之官至侍中，都督南兖、徐、兖三州军事；小贩出身的戴法兴成了宋孝武帝的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专管朝廷内务，权倾一时。萧齐和刘宋一样，任用寒人掌机要，中书通事舍人成为要职。出身寒微的纪僧真当了中书舍人，齐武帝为此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梁武帝虽然对士族十分宽容，给他们高官厚禄，还专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但士族门阀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他也和宋、齐诸帝一样，在实际政务中不得不大批起用寒门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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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寒门掌机要，对门阀政治是一大冲击，但它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颓靡局面。梁武帝醉心于崇佛，替僧尼们建造华丽的寺庙，为了在京城建康（今南京）的钟山建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良田八十余顷。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他为了倡导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让臣下以亿万钱财赎他回宫。佛教的畸形繁荣，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僧可收“白徒”，女尼可收“养女”，都不入户籍，不少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投身佛寺，以致形成“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状况。不久，腐朽的梁朝在侯景之乱中覆亡。梁武帝被侯景软禁，活活饿死。那些“肤脆骨柔体羸气弱”的士族，在动乱中大批死去，门阀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侯景之乱使门阀政治遭到致命的打击，早已败象丛生的门阀政治迅速衰微。史籍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昔日弥漫颓废气氛，号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朝都城建康，在侯景之乱中被烧掠一空，富庶的三吴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梁武帝的子孙们分别投靠西魏、北齐，相互火并。陈霸先取而代之，建立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所能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地区，南朝已经摇摇欲坠了。要依靠正统的南朝来统一全国，岂非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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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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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3．艺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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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中原上层社会开始接受佛教，佛教教义在世族豪门中广为流传。北方骑马民族的统治者也非常欣赏佛教，因为佛教倡言世界大同，并不歧视他们这些“蛮族”。于是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佛教艺术灿烂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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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汉胡互化、民族融合，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和滋生的土壤。艺术成就集中地体现在与佛教密切相关的石窟造像与壁画中。中国人皈依佛教是复杂而有兴味的话题。佛教虚构出一个幻想世界，同现实世界对立；又臆造出人死后的灵魂生活，同人世间的生活对立。佛教关于天国三十三阶、地狱十八层的说法，体现了它的来世观，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因而不仅统治者大力提倡，一般百姓也自愿信奉。北魏末年，北方各地有佛寺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至今仍在向人们显示，那个时代佛教对中国人生活的广泛渗透，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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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在大同西北武州山，是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开始建造的，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有大小四十多个石窟，十万个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七丈，最小的佛像不到一寸。云冈的石刻造像气势雄健、质朴，有写实风格。云冈第十二窟佛籁洞，主题是庆祝释迦牟尼成道，塑造了释迦成道“四相”（四尊坐像）。第一尊是“出家相”——十九岁时出离王宫，人山修道；第二尊是“苦行相”——赤身露体瘦骨嶙峋，修婆罗门的苦行道；第三尊是“成道相”——在菩提树下，坐金刚宝座，悟四谛真义，终于成佛；第四尊是“转法轮相”——成道后五十年中，说法讲道、普渡众生、弘扬佛法。为庆祝释迦成道的音乐舞蹈大典，艺术形象与实物素材都取之于现实生活，再现了一千五百年前鲜卑族的文化景观：人是鲜卑人，服是鲜卑服，舞是鲜卑舞，乐器也是游牧民族常用的“马上乐器”，充分反映了北魏在平城极盛时期的文化面貌，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都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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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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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的西山即龙门山，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开始在此建造石窟，延续达四百多年之久。现存石窟1352个，佛龛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碣3000余块，佛塔40余座。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后魏胡太后崇信浮图，凿崖为窟，中刻佛像，大者丈余，凡十余处，后人踵而为之，尺寸可磨，悉镌佛像。”北魏开凿的石窟以古阳洞、宾阳洞、石窟寺、莲花洞为代表。古阳洞中，趺坐释迦世尊像，衣纹细薄贴肉；弥勒菩萨像龛口装饰的飞天，线条流畅；造像铭记字体遒劲，是书法珍品，现在流传的“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于古阳洞。龙门古阳洞早期，列龛多有戴凤帽、身穿夹领小袖胡服、脚着浑筒靴的鲜卑供养人形象，与云冈石窟颇为相似，反映了北魏迁都洛阳前的文化风尚。后期列龛中供养人造像已改穿汉人传统服饰——褒衣博带，反映了鲜卑的汉化趋势。宾阳三洞中以宾阳中洞最为富丽堂皇，后壁的主像释迦牟尼佛，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面部修长，眉呈月牙形，鼻垂直，嘴角上翘含有慈祥微笑。旁有迦叶、阿难二弟子，文殊、普贤二菩萨侍立，迦叶形象严谨持重，阿难形象活泼开朗，极其生动自然。前壁入口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组成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列，构图严谨，雕刻生动。这两幅雕刻艺术杰作于1934年被盗，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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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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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原本是水草丰茂之地，地广人稀，汉武帝时代在此建郡以后，渐次开发，汉魏之际仓慈、皇甫隆两任太守治下，欣欣向荣，成为“华戎所交”的国际都会。佛教传入敦煌、莫高窟开凿，绝非偶然。敦煌石窟（莫高窟）开凿在敦煌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上，在绵延1600米的崖壁上，迄今保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历经千余年修建的各类洞窟700多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的敦煌艺术宝库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是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始修建的，北朝时已辉煌无比。由于这里的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艺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壁画和塑像。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佛说法图和佛本生（前生）故事。第257窟西壁的北魏“鹿王本生”壁画，讲述一个美丽的寓言故事：九色鹿从恒河中救起溺水的人。画的结构是由左右两端向中间发展，这种奇特的构图方法，具有戏剧高潮的效果，突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第254窟南壁的北魏“萨埵太子本生”壁画，描绘了早期佛教艺术中萨埵饲虎的故事，把不同空间发生的不同情节浓缩于同一画面，构图严密，造型生动，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这幅壁画中的飞天，是北魏飞天的代表作，上身裸露，体格健壮，腿部修长，颇有“天花乱坠满天虚空”的诗意。飞天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到了佛国世界作为佛的侍从、护法出现于天空。敦煌飞天不靠翅膀，没生羽毛，仅凭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就凌空翱翔。第428窟北壁的北周“降魔变”壁画中，释迦牟尼被魔王驱使的妖魔和魔女包围，镇定自若，不为所动，以强烈对比的手法，表现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烘托出释迦牟尼的庄严、平静和慈悲。第259窟的北魏彩塑“佛”，造型古朴凝重，体态健硕，文静端庄，眉目口角处怡然自得，流露出一种淡淡的神秘莫测而又难以言喻的微笑，使作品有一种含蓄的美感，透露出一种深邃大度、丰神超逸的风骨。莫高窟被人们誉为“世界最大的天然美术馆”是当之无愧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丝绸之路已被埋没在莽莽黄沙之中，莫高窟却因为干燥的沙漠气候被完好地封存起来，今日的人们才有幸瞻仰这个梦幻般的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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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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