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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帝、炀帝两代的发展，隋朝呈现出一派富庶强盛之势。人们或许会因为隋二世而亡，国祚短促，而断定它既贫且弱，其实不然。隋的“国富”历来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炀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马端临并未夸大其词。隋文帝在卫州（今河南汲县）置黎阳仓，洛州（洛阳）置河阳仓，陕州（今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置广通仓，屯储从各地运来的粮食物资。隋炀帝又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兴洛）仓及回洛仓。洛口仓周围二十多里，有三千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回洛仓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地窖，每窖可藏粮八千石。仅此两仓所储粮食即达二千六百多万石，此外太仓、永丰仓、太原仓所储粮食也在数百万石以上，各地遍布的以积谷备荒为职责的义仓（社仓）也储存不少粮食。长安、洛阳、太原等地的仓库中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到唐朝初年，这些仓库中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尽，如并州（太原）在隋亡后第四年还存放十万匹布帛，以及可供几万军队吃十年的粮食；长安的储藏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还没有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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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何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致富，原因也许是复杂的，不过以下几方面显然最值得重视。其一，北魏至北齐、北周时期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农业劳动者固着于土地，而且牛耕也获得明显的进展。均田令规定耕牛可以受田，刺激了农家饲养耕牛、使用牛耕的积极性。牛耕的发展又促进了农具的一系列革新，形成了牛耕的完整体系：犁、耙、耢、耧犁、锋、耩，出现了“具牛”的耕作形式，一具牛“两个月秋耕，计得小亩三顷”。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民要术》一书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北方农业生产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的实行，使魏晋以来大族荫庇的民户成为编户齐民，政府直接控制的纳税人口和纳税耕地骤然增加。隋取代北周时，在籍民户450万户，大业二年（606年）增至800万户；开皇九年（589年）耕地近2亿亩，大业五年（609年）增至5亿多亩。杜佑在《通典》中说，隋朝的繁盛是由于实行了输籍之法，每年几百万匹绢帛大都由关东地区提供，而关东地区编户的增多，为绢帛粮食征收提供了更多的来源，是“库藏皆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三，江淮以南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重心，南朝宋时，江淮以南已呈现富庶景象：“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大运河的开凿，把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以南财富之地联系起来，在转输物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通典》说：“西通河洛，南达于淮”；“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皮日休《汴河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运河保证隋朝能获取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其后唐朝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运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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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那么为何隋朝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便灭亡呢？古往今来的史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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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隋的国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面对经济的发展而忘乎所以，推行过分聚敛财富的政策。这种聚敛财富的政策忽视藏富于民而只注意藏富于国，形成了“国富民穷”的虚假富庶景象。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百姓以豆屑杂糠充饥，政府“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为了聚敛财富而不顾百姓死活，便是典型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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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总结历史经验，十分反对国家聚敛财富，而主张“藏富于民”。他说：“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大损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从中也揭示了隋虽富而短命的道理——国富民穷，基础是脆弱的，一旦动乱，立刻崩溃。何况隋炀帝自恃国富而滥用民力，加速了崩溃的进程。《隋书》说：“（炀帝）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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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这个人自负才学比别人高，刚愎自用，从来听不得批评，容不得不同意见。隋炀帝刚愎自用的最大危害，是好大喜功，炫耀国威，滥用民力。营建东都洛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追求豪华奢侈的虚荣心，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二百万人，从江南征调木、石、花、草、禽、兽，运至洛阳，布置宫苑。所造西苑，周围长达二百里，极尽奢华之能事，炀帝月夜骑马带宫女数千人游玩。开凿大运河本是好事，但为了满足其对江南富庶生活的向往，他率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乘坐四层龙舟，背纤的壮丁多至八万余人，船队数千艘前后相接，长达二百多里。所到之处，五百里内百姓得贡献食物。到了江都，每次出游的仪仗队长达二十多里。经营西域本是好事，但为了炫耀国威邀请西域各国前往洛阳，沿途郡县对国宾招待备至，耗费巨资，无所顾惜。正如范文澜所说，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在洛阳接见西域各国使节和商人，正月十五夜，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设置规模巨大的戏场，演出百戏，戏场周围灯火辉煌，如同白昼。这种盛大的招待国宾的文娱活动持续了半个月。外宾在市肆上吃喝不必付钱，还夸耀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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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国威、滥用民力的最大危害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攻打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者高汤，北周武帝封为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封为高丽王，视为藩属。7世纪初，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国都平壤，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隋朝建立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隋和高句丽的关系由以前名义上的关系向实质性的君臣关系过渡，隋远征高句丽就出现在国际关系这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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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晚年就已表现出开疆拓土的愿望，开皇十八年（598年）出兵高句丽，就是这种扩张主义的集中体现。隋炀帝侵略高句丽，是文帝开疆拓土方针的继承与发展。本来炀帝出兵高句丽是为了挽回文帝兵败高句丽的面子，结果适得其反，大业八年（612年）隋朝大军在炀帝率领下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渡过鸭绿江的隋军主力三十万，在萨水（清川江）大败，逃回辽东城（今辽阳）只剩下三千七百人，进攻平壤的四万水军也全军覆没。炀帝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下诏大规模征兵，发动第二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适逢农民起义和贵族杨玄感兵变，半途而废。次年发动了第三次侵略高句丽的战争。当时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被征调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困难重重。炀帝一意孤行，总算捞回了一点面子：在高句丽国王求和的情况下，班师回朝。然而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真所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使正在振兴的社会很快濒于绝境，特别是山东、河北、河南和江淮一带，受破坏更甚：“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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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占据长白山（今山东长山县），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利用百姓的反战情绪号召起义：“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几年之间，各地大小起义军增至一百三十多支，义军人数达三四百万，隋王朝土崩瓦解了。618年，禁军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在江都拿获隋炀帝，指责他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欲、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万民失业死亡沟壑等罪状，把他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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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81年到618年，仅三十七年，隋朝在历史上匆匆一现迅即消逝。何以隋朝在经济发展、府库充实、国力强盛的鼎盛时代，会猝然灭亡呢？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而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则是最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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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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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6．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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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唐朝的李渊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区一个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他是西魏贵族李虎之孙，本人又世袭唐国公，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利用隋末动乱的形势，取而代之，重建新朝。西魏宇文泰创府兵制时，最高军事长官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坚父杨忠为十二大将军之一，李渊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这三者通过突厥望族独孤信维系着一种联姻关系：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晒，七女儿嫁给了杨忠之子杨坚（即隋文帝）。李渊通过其母独孤氏，与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李渊的取代隋，犹如杨坚的取代北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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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世袭唐国公，大业十二年（616年）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次年，他见隋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原起兵（或晋阳起兵）。旧史所说，李世民暗中在晋阳部署宾客，准备起兵，而李渊不知此事，等到李世民以计划相告，李渊大为惊骇，甚至要执李世民送朝廷治罪，不足为信。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不合乎伦理，即位后便致力于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起兵时的李渊写成无所作为，李世民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绝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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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从太原起兵到占领长安、关中，仅一百二十天，一个重要原因是隋朝主力军被起义军吸引在东方，关中兵力空虚。为了把贵族团聚到自己的旗帜下，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傀儡，以掩人耳目。进入长安后，李渊迎代王侑即皇帝位，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在贵族政治时代，他的这种策略很容易奏效：“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兄弟，老幼相携，来者如市。”第二年（618年）隋炀帝被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了以自己的封号唐国公命名的唐朝。李渊是建立唐朝在先，兼并各割据势力在后，唐朝实际上并不是作为隋朝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是作为其继承者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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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朝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统之基，在这一过程中，李渊之子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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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高祖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统一全国。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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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与李元吉企图除掉李世民，高祖同意这一预谋，由于军事行动未停，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剧了预谋活动，想以李元吉作出征元帅，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后除去李世民。李世民获悉后，与他的亲密顾问、内兄（妻兄）长孙无忌等人商量，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因发生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故称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立自己为太子。这一事变充满血腥且令人触目惊心，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李元吉则死于埋伏之手，建成、元吉的儿子也牵连被杀。到了葬礼之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哭之甚哀”。两个月后，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皇位，李世民成了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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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即位后，鉴于隋亡于暴政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不得罪民众的明智政策，这是取得为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的根本原因。他一即位就声明，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他对隋亡引为鉴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dàn）腹，腹饱而身毙”。他的谋士魏徵（谏议大夫）认为，大乱以后可致大治，民众遭战乱之苦，教化容易奏效。唐太宗根据魏徵的政治见解，偃武修文，使政治安定，百姓乐业。贞观时期君臣之间的纳谏和直谏，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大臣们多能直言极谏，面折廷诤。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唐太宗与他的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萧瑀、褚遂良、李靖、李世勣，联手缔造了持续二三十年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627—649年）。这一政绩记录于《贞观政要》一书，告诫后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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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高祖创业的基础上，强化帝国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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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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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加强官僚机构，提高政治效能。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全国军政大权集中于三省，皇帝颁布政令，需要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凡国家大政方针，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失，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左右仆射（尚书省），都是宰相，以后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各拟意见（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书省）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门下省，由给事中（门下省属官）一番复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不能独裁。”这是很独到的见解。唐代中央官制的特点在于，相权较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专制，参酌众议，皇权比较合理化；又因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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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隋制，分州县两级，共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唐太宗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道不是一个新的行政单位，没有常设机构和常任官员，只是便于皇帝派出观察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区或监察区，与汉朝的刺史部约略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