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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的发展与健全，是历史的进步。它原则上规定，除了宫户、部曲、杂户等贱民阶层，一般平民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就改变了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的状况，把选人、用人权收归中央，打破了士族门阀把持政权的局面，为才士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尽管当时科举考试仍然讲究门第，但随着考试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的清寒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给予肯定，认为是西方文官考试的滥觞。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说：唐代科举制度是作为中国文明伟大成就之一的量才录用的文官制度的真正开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是历史最悠久的帝国行政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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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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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完善宽简的法制建设。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鉴于隋炀帝法烦刑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大业律令》，命大臣依照《开皇律》修订新法，于武德七年颁布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多次组织名臣研究立法的方针，并采纳魏徵的建议，确立宽仁、慎刑的宗旨，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经过十年，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正式公布《唐律》（即《贞观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对当时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有重大影响，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毫无疑问，唐律所创导的良人与贱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性，也被以后各朝法律继承。例如：作为贱民的部曲、奴婢，法律地位低于良人，《唐律疏议》的“斗讼律”规定：“诸部曲殴良人者（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入于死），奴婢又加一等”；“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法律的不平等性于此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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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体现了唐太宗再三强调的法律的划一性、稳定性、简约性，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前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更为宽简，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还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据说，贞观四年（630年）全国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法简刑轻，往往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贞观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风，出现了治世，《贞观政要》说：“……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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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贞观二三十年间，出现了天下大治的盛况。《新唐书》说：“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通典》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斗米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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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指出，公元7世纪的初唐，可算得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这种氛围下培育出来的太平盛世，以后也不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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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7．从武则天到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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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为安排他的接班人而煞费苦心，终不能如意。太宗的长孙皇后生三子：长子承乾有足疾，第九子晋王治软弱无能，太宗都不满意；第四子魏王泰爱好文学，深得太宗宠爱。魏王泰谋作皇统继承人，承乾力图保持太子地位，矛盾尖锐化。后来承乾以“谋反”被废，太宗虽不满意晋王治软弱无能，但不得不立他为太子。因为魏王泰图谋夺太子位，如立他恐为后世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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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母舅长孙无忌，老臣褚遂良等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唐高宗是优柔寡断的庸才，臣下奏事，他“端拱无言”，都须宰相出主意。幸亏前有贞观老臣辅佐，后有皇后武则天参与朝政，政治并未倒退，贞观之治仍得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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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罕见其匹的女政治家。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四岁时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太宗死，她依例出宫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度过一生。早已为其美貌所吸引的唐高宗即位不久，把她召入宫中，封为昭仪（嫔妃），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使她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因而不断遭到非议。比高宗大四岁的武则天素多智计，精通文史，在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中，渐占上风，颇得高宗宠信，立为皇后。在立她为后的过程中，朝廷内外斗争激烈，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一派认为武氏出身不是名门大族，不配册封为皇后。后来骆宾王代徐敬业写《讨武氏檄》，劈头就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显然，出身寒微是反对派攻击的主要把柄，因为武则天父武士彟（huò）做过木材商人，后来虽然当过工部尚书，但在贵族们眼中仍是寒门出身。其实她的出身并不寒微，其父是太原地方的望族，其母是关陇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近代史家把反对或拥护武则天的两派定为关陇集团与非关陇集团，或贵族集团与新兴地主、商人集团，似乎有点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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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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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武则天严酷无情地打击反对派。显庆五年（660年），苦于高血压影响视力的高宗委托她处理朝政，从此政柄落入皇后武则天之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长子），武则天不顾母子之情，用毒酒杀害李弘，改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有才干又有文采，在士人中有声望，武则天又把他废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即后来的中宗）。高宗死，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睿宗。武则天以“革命”、“维新”为旗号，借助佛教宣扬她受命于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劝进”，于690年正式宣布废睿宗，改唐朝为周朝，号称圣神皇帝。她那铁腕政治家本色显示得淋漓尽致，先后以果断手段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琅邪王李冲的聊城叛乱、越王李贞的汝南叛乱。为了大权独揽，她干脆摒斥宰相议政，依靠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以及号称“北门学士”的顾问集团，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主持司法部门，以严刑苛法对付反对派。不过平心而论，所杀的都是官僚，打击最重的是贵族的头面人物，很难称为“暴政”；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西魏以来垄断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完全失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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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反对贵族政治，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采用“糊名”方式来确保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使候选人的身份和社会出身不致影响选拔的结果，使更多的寒族参与政治。她特重进士科，为了表示对选拔人才的重视，亲自策问举人，开创了殿试的先例。武则天注意选拔人才，《资治通鉴》说：“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玄宗时期的名相，如姚崇、宋璟等，就是这一时期发现并选拔的人才。她的政敌的代言人骆宾王，写檄文攻击她，言辞极其刻薄，什么“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什么“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她却不加计较，很赞赏骆宾王的文才，说不用此人是宰相的过失。政论家陆贽说她“知人善任”，是客观公允的评价。武则天最为后人所非议的有两点，其一是她任用酷吏，搞恐怖政治；其二是她的私生活颇不检点，有男宠（面首）多人，外间传闻颇为不堪入耳。这当然是按照儒家伦理标准来衡量的。不囿于这一成见的人对她却颇有好评，不仅陆贽称赞她，明朝的李贽和清朝的赵翼也从左右两面对她赞扬备至，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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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虽篡唐改周，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发展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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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武则天老病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扶助她的儿子中宗李显复位，复国号唐。唐中宗封她一个尊号“则天大圣帝”。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在遗嘱中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还政于唐，她本人仍是大唐的皇后，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政治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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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则天之死到唐玄宗即位，前后不过八年半，政变不断。唐中宗昏庸，皇后韦氏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她与安乐公主、武氏近亲结成一个集团，控制朝政。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窃取政权，妄图模仿武则天，然而此人不及武氏远甚，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竭”、“十室九空”。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宗族，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无能，其妹太平公主把持朝政，欲除掉太子李隆基；712年，李隆基合法继位，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赐死，至此政局才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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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岁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把唐朝的繁荣盛世推进到了顶点。唐玄宗为求国内政治的安定，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yuè）、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堪称一时名流，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富有革新精神，因而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后人誉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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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前期，唐玄宗求治心切，重用贤相姚崇、宋璟，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取得了所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姚崇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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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员，禁止酷刑和滥刑。据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仅五十九人，大理寺狱院里一片冷落景象，乌鹊竟在树上筑了巢。可见“以宽仁为理本”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成效。在法制建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这部三十五卷的巨著，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成为开元盛世政治体制完备化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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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体现贞观时期轻徭薄赋原则的检括户口和赋役改革。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均田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丁为对象的赋役制度，因而政府对户籍、丁口极为重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渐成为一纸具文。《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依附于均田的租庸调制便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逃户增多。唐玄宗试图在局部地区对逃户采取检括措施，并且辅之以恢复常平仓、义仓的积谷备荒功能，以缓解这个社会问题。监察御史宇文融拟议检括逃户的具体方法，唐玄宗任他为推勾使，依据簿籍检括逃户，并且公布优惠条例——免征六年徭役、租庸调，使逃户重新附籍。这一举措使近百万逃户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佑《通典》把括户的成功与开元盛世联系起来，是独具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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