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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虽篡唐改周，但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发展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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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利用武则天老病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扶助她的儿子中宗李显复位，复国号唐。唐中宗封她一个尊号“则天大圣帝”。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在遗嘱中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还政于唐，她本人仍是大唐的皇后，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政治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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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则天之死到唐玄宗即位，前后不过八年半，政变不断。唐中宗昏庸，皇后韦氏残暴、淫荡而又野心勃勃，她与安乐公主、武氏近亲结成一个集团，控制朝政。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窃取政权，妄图模仿武则天，然而此人不及武氏远甚，把朝政弄得腐败不堪，“公私俱竭”、“十室九空”。睿宗之子李隆基是个颇有政治眼光的人，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宗族，恢复睿宗李旦的帝位。睿宗无能，其妹太平公主把持朝政，欲除掉太子李隆基；712年，李隆基合法继位，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后赐死，至此政局才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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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岁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把唐朝的繁荣盛世推进到了顶点。唐玄宗为求国内政治的安定，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干，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yuè）、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堪称一时名流，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富有革新精神，因而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后人誉为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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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前期，唐玄宗求治心切，重用贤相姚崇、宋璟，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取得了所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姚崇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宋璟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从政治上看，开元之治不过是对贞观之治的学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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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恢复贞观时期“以宽仁为理本”的法治原则，把行仁义作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废止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和严刑峻法，表彰用法平直的官员，禁止酷刑和滥刑。据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全国判死刑仅五十九人，大理寺狱院里一片冷落景象，乌鹊竟在树上筑了巢。可见“以宽仁为理本”取得了类似贞观之治的成效。在法制建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下令编纂《唐六典》——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这部三十五卷的巨著，历时十六年，于开元二十六年编成，成为开元盛世政治体制完备化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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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体现贞观时期轻徭薄赋原则的检括户口和赋役改革。唐承隋制，继续实行均田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丁为对象的赋役制度，因而政府对户籍、丁口极为重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均田制在唐朝逐渐成为一纸具文。《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依附于均田的租庸调制便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逃户增多。唐玄宗试图在局部地区对逃户采取检括措施，并且辅之以恢复常平仓、义仓的积谷备荒功能，以缓解这个社会问题。监察御史宇文融拟议检括逃户的具体方法，唐玄宗任他为推勾使，依据簿籍检括逃户，并且公布优惠条例——免征六年徭役、租庸调，使逃户重新附籍。这一举措使近百万逃户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佑《通典》把括户的成功与开元盛世联系起来，是独具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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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政治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例如，皇室宗亲及功臣被封为亲王、郡王之类，虽不实得封地，却可“食实封户”，此类封户在中宗末年已达一百四十万以上，造成“国家租赋大半入于私门”的反常现象。开元三年下令不准贵族、功臣直接向封户索讨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封主向政府领取。又如，由于韦后和太平公主干政，官僚机构臃肿，玄宗即位后，裁汰机构，精简官员。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内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增置翰林学士，选心腹官员充任，专掌“内命”，使中央政府显得精干、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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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期政治的清明与安定，导致经济发展，形成唐朝的黄金时代。杜甫在《忆昔》中描绘开元盛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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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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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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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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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纨鲁缟丝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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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实录。武德中期，全国在籍编户仅200万户，贞观初期也不满300万户，不及隋朝最高户数的三分之一；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增至841万户、4814万口，天宝十三年（754年）增至906.9万户、5288万口。武德、贞观时期，“土旷人稀”、“率土荒俭”，到开元、天宝时期，“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耕地面积达八亿亩左右。天宝八年（749年）中央政府直属的北仓、含嘉仓，储存粮食达1245万石。考古发掘表明，这些粮食来自苏州、徐州、德州、邢州、冀州等地。开元年间人说“人家粮储皆及数万”，可见民间藏粮也极丰富。这是连年丰收所带来的一派富庶景象，据杜佑《通典》记载，当时天下无贵物，两京（长安、洛阳）米价每斗不过二十文，面粉每斗三十二文，青、齐等州谷每斗五文，绢每匹二百一十文。按唐初一匹绢换一斗粟的比价来衡量，反映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下跌趋势，因此“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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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有人口百万，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它有东西两市，是商贩店肆集中的区域。两市各有二百二十行（行业），西市又是胡商（外商）聚集之地。洛阳是运河的起点，设有三市（南市、北市、西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店肆；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是洛阳最繁华的地方。长江流域的扬州、成都是东西两个商业中心。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叉点上，是东西与南北的交通要冲，也是外贸港口，日本及南海来船可直抵扬州。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在商业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号称“富甲天下”，超过了长安、洛阳。《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条引《唐阙文》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王建《夜看扬州市》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扬州夜市的兴旺是长安、洛阳望尘莫及的。成都在商业上的地位仅次于扬州，民间谚语说“扬一益二”，即“天下之盛，扬（州）为首，而蜀（成都）次之”。此外，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与海外通商的城市，唐代对外贸易更加兴旺，当时大食、波斯、天竺、昆仑等地大批海船来到广州，广州成为南方重要外贸中心。东南沿海的泉州、明州，北方沿海的登州，是与新罗、日本的贸易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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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柜坊，又称僦柜，或称寄附铺、质库、质舍，类似后世的当铺，又有点类似后世钱庄的功能。由于经济交往的加深，铸钱转送不便，于是出现了汇兑票证——飞钱，在长安出售货物的商人，把货物交给进奏院、诸军、诸使或富家，以他们开给的交券在本地提款。这种飞钱（又称“便”）盛行于长安及扬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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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8．盛 唐 气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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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人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继续不断地与域内和周边的胡人，以及来唐的外国人混融互化，不断汲取新鲜血液，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从而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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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充满了文化宽容精神，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及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一个新阶段，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当时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政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以乐舞、服饰的引进与更新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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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祖孝孙融合南乐与北曲，协调“吴楚之声”和“周齐之音”，作《大唐雅乐》。唐太宗平定高昌，引进高昌乐，成为唐的十部乐，其中燕乐、清商乐是传统的雅乐、古乐，其余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丽乐都是从边疆或域外引进的。开盛唐音乐风气之先的是《秦王破阵乐》，奏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据当代学者黎虎的研究，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狮舞，并非出于中原本土，而来自西域，约在曹魏时传入中原。唐玄宗时的十部伎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狮舞属于立部伎中的龟兹部。龟兹虽然不是狮舞的发源地，却是西域狮舞引进中原的重要中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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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是个音乐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一生作曲制谱为盛唐之冠。他嗜好乐舞大曲及法曲，进一步吸收来自西域的胡乐，称胡部新声，加速了华夷之音的渗透与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不仅完成了佛曲的改制，而且发展为舞曲，使唐代的胡音一跃而为纯粹的唐舞。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于《婆罗门曲》（印度佛曲），开元间由边将引进，玄宗立足于传统的清商乐，对原曲进行改编，形成了唐乐舞的杰作。《霓裳羽衣曲》描写仙女奔向人间，把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了格调极美的仙境，使人有亲临天宫的艺术感受。如果说从《婆罗门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创作，那么从乐曲到舞蹈则要归功于杨贵妃。据舞蹈史专家的研究，杨贵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编舞者。舞姿极为优美，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描绘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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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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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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