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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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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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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善为霓裳舞”,贵妃赞颂备至,赠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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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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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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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盛行来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轻快,旋律活泼,风靡一时。例如出于西域康国的胡旋舞,以迅急旋转而著称。杨贵妃与安禄山都擅跳此舞,安禄山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跳起胡旋舞来,捷如旋风。白居易《胡旋女》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颇有意思的是,唐玄宗的女儿(寿安公主)的生母,是一个名叫曹野那姬的胡人女子。《新唐书》、《酉阳杂俎》、《唐语林》都记载,寿安公主为曹野那姬所生。曹野那姬是何许人呢?她很可能是开元年间西域粟特人进贡给唐玄宗的“胡旋女”,因为擅长胡旋舞而又仪态万方,为唐玄宗喜爱,生下了寿安公主。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盛行的“胡风”,已然波及宫廷内部,乃至皇室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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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敦煌壁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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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音乐舞蹈集前代之大成,并吸收西域、中亚、印度之精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敦煌莫高窟壁画反映的乐舞极多,相当部分从外国传入,如220窟的乐舞是阿弥陀净土变,所跳的胡腾舞来自中亚,天女们佩缨珞,缠飘带,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曼妙之极。莫高窟壁画所绘乐器达四十多种,打击、吹奏、弹拨、拉弦乐器种类俱全,琵琶、阮咸(弹拨乐器)、箜篌(弹拨乐器)、筚篥(簧管乐器)、埙(吹奏乐器)、羯鼓、答腊鼓等,或自古有之,或从西域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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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洛阳等地胡风盛行,元稹有诗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盛唐引进外来文化,胡服与胡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股胡化浪潮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天宝九载(740年),高仙芝远征中亚,传入柘枝舞,舞女服饰是“香衫窄袖裁”,入唐的胡旋舞女穿窄口裤,脚着“小头鞋履”,这更促使贵族和士民“好为胡服及胡帽”。随着“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时髦人士崇尚中亚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唐玄宗并不停留在服饰的胡化上,进而支持胡服唐化的变革,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虢国夫人也爱穿“罗帔衫”,袒肩露颈,一变初唐宫人掩蔽全身的装束,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杨贵妃有“鸳鸯并头莲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时髦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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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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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唐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与诗赋取士同步并盛,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中宗时进士科有策论试、经义试、诗赋试,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者或位极卿相者,如苏颋(tǐng)、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的《全唐诗》,有诗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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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赋可以作为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从四川来到京城,没有什么名气,便把自己的诗作带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把他推荐给玄宗,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满天下,慕名者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沾李白的光,居然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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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有作品传世。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中宗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与朝会。武则天本人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武则天的私人秘书、专掌制命实拥宰相权力的上官婉儿,是闻名的女诗人,《全唐诗》中有她的三十二首作品,五言律诗在她的倡导下,趋于定形,成为考试体裁、正统格式。通过策论入仕的高官,即使逃脱了诗赋试这一关,也难蒙混应制诗这一关,这就迫使不善诗赋的朝臣非工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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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期天下安定,有人写出好诗,立即四方传抄诵唱,有的还被采入乐府,名登朝廷,作诗愈加成为得名的途径,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诗人们大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开元、天宝年间一切都达到极盛阶段,诗也不例外,成为唐诗的高峰,诗人辈出,而以李白、杜甫为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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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离蜀入长安,诗名大振,他并无官职,但士人经他品题,便能进士及第。他娶四妻,晚年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为伴,生活优哉游哉。他是反映道家思想的杰出诗人,追求长生不死,以仙人自诩,诗作往往飘飘欲仙,天真而放荡不羁。道家的返璞归真、师法自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为李白的仙气化带来了灵感,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局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模效的天才抒发。就此而言,盛唐乃至整个古代只出了一个李白,无人可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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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李白不一样,可学可仿,有法可循,成为唐诗的宗师,促成七律成熟,树立可供仿效的典范。他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捍卫者,他的政治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四十岁以前应试屡次落第,四十岁以后也不过当了几回闲官散吏,一生困顿,没有“立登要路津”,当然无法“致君尧舜上”了,大抱负无法施展的矛盾成了他诗歌的丰富内容。从治乱角度来看,李白的佳作多在开元治世,杜甫的名篇则在天宝乱世,《羌村》、《北征》、《三吏》、《三别》和歌颂开元盛世的《忆昔》形成鲜明对照。儒家美学思想指导下的杜诗,以“应须饱经术”为准绳,要求形式服从内容,形式与内容严格统一,为盛唐诗歌创作的规范化、严密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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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盛唐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峻峭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书入手,融会贯通。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真、行、草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扩散到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这是唐初简化书体的一次大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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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盛唐,书法为之一变。张旭、颜真卿的书法创新,形成本朝一代新风。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时称三绝,大约都以狂放恣肆为特征。张旭师法张芝的草书——“世上谓之一笔书”,推陈出新,其书法放浪恣张,乘势连笔,一气呵成,一派飞动,宛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被誉为草圣。韩愈称赞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酒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对草书入迷到这种程度,因此人称“张癫”。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颜真卿的书法破旧立新,融篆、隶法入行、楷,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唐前期虞、褚娟媚之习,变娟为工,易媚为拙,改瘦为肥,创造了盛唐的新书体。由于颜字立有法度,有法可循,比学王书、张草的神来之笔只可意会“不可端倪”,来得容易,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宋元明清都奉为正统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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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画苑色彩缤纷,名家辈出,有姓名可考的画家达四百人之多,其中尤以盛唐吴道子最为出色。吴道子,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曾向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专工画。开元间被召入宫中为宫廷画师,在长安洛阳作壁画,观者如堵,声名远播。吴道子生活在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盛唐,为他的艺术成就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扬他“古今独步,前不见顾(恺之)、陆(探微),后无来者”,他画的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苏东坡推崇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把他与诗人杜甫、散文家韩愈、书法家颜真卿并立,反映了盛唐时代生气勃勃的艺术作风。吴画的真迹宋朝已罕见,流传至今的《送子天王图卷》、《道子墨宝》、《宝积宾伽罗佛像》,多为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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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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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49.佛 教 的 兴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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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认为人生是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苦”字,一切皆苦,人世间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芸芸众生都按照前世自业的高下优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佛教所谓“六道轮回”,说的是由于善恶业力的不同,来世生命受到不同的因果报应,即阿修罗、人、天的“三善道”,地狱、饿鬼、畜牲的“三恶道”。佛经以地狱、饿鬼、畜牲为三个轮回之所,叫做“三恶道”,人若不出淤泥,则“常在三恶道,宛转如车轮”。实叉难陀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描绘了地狱:“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复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瞰食。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诸恶人使近恶兽,复自搏攫,头足相就。”又说,此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者十八,中者五百,小者千百。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意在使每个活着的人对死后产生无穷的恐惧感,为了超脱,必须虔诚信佛,荫功积德。佛经指出脱离苦海的道路是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其中最重要的是灭谛,又叫涅槃,意即经过长期修炼,能“寂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清净功德。在佛教徒看来,涅槃是一种状态,即无土无水无火无气,无无尽空间域,无无尽意识域,无虚无域,无认识域,不是来也不是去。实在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玄虚状态。因此西方学者如此评述:除了释迦牟尼之外,这种绝对的遁世境界恐怕无人达到过,或者至少从未有人永久地保持过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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