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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东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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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东邻朝鲜、日本的交往显得更为密切。朝鲜半岛长期分裂为高丽、百济、新罗三国，7世纪中叶，新罗先后灭掉百济、高丽，建立统一国家。唐文化东传朝鲜，佛教起了媒介作用，其中圆光和尚的贡献最值得注意。他俗姓朴，在南朝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年）来到金陵受戒，隋时至长安，逗留四十年。回国后，他深得新罗国王信任，传播佛教，被尊为圣人。他主张五戒（事君以忠，奉亲以孝，交友以信，临阵勿退，慎于杀生），把儒家政治伦理融入佛教教义之中。佛教盛行，原先的花郎（贵族少年）深受影响，身体力行“世俗五戒”，形成影响后世的“花郎魂”。唐朝和新罗之间互遣使节，不仅在史籍中留下了记录，而且也在诗人们的酬唱中留下了痕迹。钱起《送陆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张籍《送金少副使归新罗》诗有“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句，反映两国频繁交往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据估计，新罗先后派遣到唐朝来留学的学生，达两千人之多，而同一时期在唐之留学生也多达一二百人，如开成二年（837年）来唐留学的新罗学生就达二百多人，从长庆元年（821年）到唐末的几十年中，在长安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登唐科第语唐音”，归国后在新罗传播唐文化。新罗积极吸收唐朝律令、科技、佛教、儒学、学校、科举等政治文化之精髓，例如模仿唐国子监，建立国学制度，兼及经学与专业教育（算学），借鉴唐制而予以简化，并且与传统的花郎教育相结合。新罗与唐朝的民间商业交往也十分兴旺，因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新罗侨民的聚居地，以经商与运输为业。据日本圆仁和尚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朝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长安，都有新罗侨民居留，在这些地方分别存在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馆等。唐朝政府对他们采取优惠政策，规定“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可免去十年赋税；还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显然是对外国侨民的保护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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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奈良唐招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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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在各方都深受唐朝的影响，以至于西方汉学家把新罗看作是唐朝的微型翻版。无独有偶，7世纪至8世纪的日本，也被看作是另一个唐朝的微型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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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前往长安，更是不绝于途。早在隋朝，日本已有“遣隋使”前来，著名的小野妹子使团，有随行的学问僧、留学生多人，于唐初学成归国，成为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年）下诏革新的中坚力量，模仿隋唐政治制度。其后为进一步汉化，大规模派出遣唐使。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曾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其中两次任命遣唐使，一次任命“送唐客使”，仅限于任命而未成行，余下的十六批中，又有三批是“送唐客使”，一批是“迎入唐大使”，因此正式遣唐使为十二批。从唐中宗到唐玄宗的五十年间，派出的四次遣唐使规模最大，随行人员超过五百人的就有三次，都在开元、天宝年间。遣唐的正使、副使等官员，随行的有水手、神职人员、医师、画师、乐师、翻译，还有学问僧、留学生。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第一次遣唐使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第五次遣唐使，随团的留学生、学问僧等专业人员前往长安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及佛法。从文武天皇大定二年（702年）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第六次遣唐使到第九次遣唐使，正值开元盛世，大唐帝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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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政治上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设二官八省，根据唐律制订《大宝律令》，参照唐朝的均田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收授法”。遣唐使的随员学习唐朝文化，吸收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生产技术，形成天平时代唐文化输入的极盛期。709年，日本迁都奈良，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设计建筑，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以后迁都平安，仍仿照长安的街市布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入全面学习唐代的时期，一应制度都以唐朝为楷模，甚至服饰也不例外，规定礼服、朝服、制服完全模仿唐人，祭祀先皇要用“唐物”，赏赐臣下要用“唐国彩帛”。源于印度的“迦陵频伽”乐舞，在长安颇为流行，通过遣唐使的船队带到了日本。861年在奈良东大寺为毗卢遮那佛举行开光仪式时，表演了迦陵频伽乐舞。从唐朝传入日本的乐舞中最新颖最有趣的是“泼胡乞寒戏”。这种冬至时节表演的舞蹈，在喧闹的音乐声中，戴着古怪面具的舞者互相用冷水泼洒，透露出一丝原始的粗犷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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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和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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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留学生有姓名可考的有二十余人，学问僧见于文献的多达九十余人。吉备真备，在唐学习十七年，由留学生而任遣唐使，回国后官至右大臣，致力于推广唐文化。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在唐朝担任官职，与李白、王维等诗歌唱和。唐玄宗时，随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学问僧空海，在长安三年，潜心学习，回国后采用汉字偏旁创造日本字母（片假名）。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为佳话。有意思的是，几年前，一块唐代墓志在西安市古玩市场被偶然发现，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它记载了1300年前与遣唐使一起来到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事迹。墓志的复制品送到东京，竟然吸引天皇夫妇前来一睹风采。井真成的原籍地大阪，特地在住吉神社举行“恭迎安灵”仪式，他的故乡藤井寺市则选择风水宝地把墓志永久供奉。这段中日交往的细节，引来逝者与生者的对话，令人感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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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鉴真和尚东渡传法。鉴真经过十二年努力，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754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佛教僧徒正规受戒之始，鉴真也因而成为日本律宗始祖。他创建的唐招提寺至今依旧光彩夺目。弘扬佛法十年以后，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他的雕像至今依然供奉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让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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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唐朝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后世外国称中国人为“唐人”。北宋朱彧（yù）《萍州可谈》说“蛮夷呼中国为唐”。《明史 · 真腊传》说：“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凡海外诸国皆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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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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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九、从唐的衰落到五代十国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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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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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由盛转衰的各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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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依贞观故事”，但唐玄宗不如唐太宗，不知“守成难”，不知“慎终如始”，一旦取得了盛世的成就，便忘乎所以，在一片“万岁”声中，忙于封禅泰山，大搞“乖于礼度”的“千秋节”（唐玄宗的生日节庆）。他身边的宰辅大臣，一味谄谀奉承，推波助澜，使他逐步走上骄纵昏庸的道路。正如《资治通鉴》所说，开元晚期，唐玄宗“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至于天宝时期，无非是开元晚期政治的继续恶化。唐玄宗由“明”趋“昏”的转折点，以重用奸相李林甫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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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李唐宗室的李林甫，小名歌奴，年轻时品行不佳，但机灵乖巧、善于钻营，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步步高升。当时人人皆知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奸诈，而又“巧言似忠”，唐玄宗却忠奸莫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拜相，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年后，他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中书令要职，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死，专擅朝政达十六年之久。唐朝由盛转衰，急剧滑坡，李林甫难辞其咎，唐玄宗更难辞其咎。当了二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暮气沉沉，不肯亲理朝政，一心想纵欲享乐。李林甫一味迎合上意，杜绝言路，排抑异己，使玄宗由骄纵而昏庸。一言以蔽之，唐玄宗的骄纵助长了李林甫的奸恶，李林甫的奸恶助长了唐玄宗的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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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唐玄宗身边又出现了绝代佳人杨玉环。杨玉环，高祖父是隋朝名臣杨汪，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的后裔，由山西徙居四川又来到洛阳。唐玄宗第五次巡幸东都洛阳，为其子寿王李瑁选妃，选中了芳龄十六的美女杨玉环，不仅轰动洛阳，而且成为杨玉环一生的重大转机。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二十二岁的杨玉环与五十六岁的唐玄宗在骊山温泉宫相会，一见钟情。唐玄宗为了跨越公公与儿媳这一难关，别出心裁地把寿王妃杨玉环度为道士，道号太真。此后，她以女道士或女官身份出入宫闱，不到一年，就成为玄宗宠爱的太真妃。天宝四载（745年）刚过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宣布，把二十七岁的杨玉环册立为贵妃。杨贵妃的娇艳玉容、雍容大度博得了玄宗的倾心，共同的音乐歌舞素养、爱好又使他们情趣相投。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吟咏的那样：“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虽然杨贵妃并不曾干预朝政，但她的特殊地位所形成的裙带风，使其远房堂兄杨国忠得以脱颖而出。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唐玄宗用杨国忠填补了这个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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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原名杨钊，他的祖父与杨玉环祖父是兄弟，他与杨玉环是从祖兄妹。此人从小行为放荡，品行恶劣，他的踏上仕途，一方面固然是“因缘椒房之亲”——得益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本人颇有聚敛财富的手段，深得唐玄宗赏识。天宝十一载，他成为右相，取代李林甫，一步登天。这个政治暴发户当了宰相后，身兼四十余职，常对人说：我偶尔碰上这个机会，谁知日后是什么下场，不如眼前享受极乐。他善于迎合上意，又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很受玄宗信任，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如果说李林甫是“养成天下之乱”，那么杨国忠便是“终成其乱”。他为人强辩而轻躁，专擅朝政，一个人说了算，“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他迎合玄宗旨意，用他善于“钩校”的手段，奉行刻剥百姓、聚敛天下财富的政策，使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埋下了既深且广的隐患。宋人苏辙在议论历代兴亡时指出：“（宇文）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温、杨慎矜、王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李林甫专权时聚敛之风已愈演愈烈，出现了韦温、杨慎矜、王这些聚敛之臣，到杨国忠专权时，聚敛趋于极端，终于导致天宝之乱后“海内分裂，不可复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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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完备了隋朝的三省制度，皇帝与三省互相制约，共同治政，构成了相对和谐的政治体制。唐初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何以开元、天宝之际会形成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局面？变乱制度的正是唐玄宗。史载，玄宗即位之后“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唐前期的三省长官合议制，至此向宰相专权化方向发展。玄宗用姚崇、宋璟而成开元之治，是选相和专委成功的统一；此后，只专委而不重选相，终于造成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用事之弊。唐崔群说得极为精当：“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出现了宰相的宰相（或曰当国宰相、宰相之长），使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正如杜佑所说，“备位者众，然其秉钧持衡，亦一二人而已”。终于使皇权跌落和三省制度变形，一方面皇帝不亲理朝政，另一方面又舍弃三省合议制原则，转而委用个别亲信宰相裁决政事。如委用得贤，固然无妨，一旦委用得奸，必然导致政局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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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一味追求开边扩张，不断挑起边境战争，为此目的，不断加强边镇节度使的军备。唐初为了控制边境，先后设立若干大都督，统率精兵屯戍镇守。高宗以后，大都督并可带使持节，代表皇帝的威权，称节度使，其职权限于兵马战守。以后节度使逐渐增置，职权一再扩大。到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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