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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完备了隋朝的三省制度，皇帝与三省互相制约，共同治政，构成了相对和谐的政治体制。唐初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何以开元、天宝之际会形成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局面？变乱制度的正是唐玄宗。史载，玄宗即位之后“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唐前期的三省长官合议制，至此向宰相专权化方向发展。玄宗用姚崇、宋璟而成开元之治，是选相和专委成功的统一；此后，只专委而不重选相，终于造成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用事之弊。唐崔群说得极为精当：“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出现了宰相的宰相（或曰当国宰相、宰相之长），使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正如杜佑所说，“备位者众，然其秉钧持衡，亦一二人而已”。终于使皇权跌落和三省制度变形，一方面皇帝不亲理朝政，另一方面又舍弃三省合议制原则，转而委用个别亲信宰相裁决政事。如委用得贤，固然无妨，一旦委用得奸，必然导致政局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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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自以为国力雄厚、军队强盛，一味追求开边扩张，不断挑起边境战争，为此目的，不断加强边镇节度使的军备。唐初为了控制边境，先后设立若干大都督，统率精兵屯戍镇守。高宗以后，大都督并可带使持节，代表皇帝的威权，称节度使，其职权限于兵马战守。以后节度使逐渐增置，职权一再扩大。到开元年间，边境共设十个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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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卢节度使，设于营州（今辽宁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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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阳节度使，设于幽州（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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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节度使，设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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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节度使，设于灵州（今宁夏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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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节度使，设于凉州（今甘肃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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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节度使，设于鄯州（今青海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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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节度使，设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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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节度使，设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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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节度使，设于益州（今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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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经略使，设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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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兼统几个州郡，而且大都兼任按察、安抚、度支等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统于一身，形成半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限于当时的国力，节度使很少得到中央政府的津贴，必须由自己在防区内自给自足地筹措招兵买马、屯粮制械的费用。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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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阳一镇兵力最强，主动出击臣属唐朝的奚、契丹；陇右、河西两镇兵力仅次于范阳，多次挑起对吐蕃的战争。杜甫《兵车行》诗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写的正是这个时代穷兵黩武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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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之际，国家殷富，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各地州县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帛。唐玄宗被这种畸形繁荣冲昏头脑，从倡导节俭转变为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曾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杨国忠则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唐玄宗开边求功，消耗军费节节上升，在所不惜。由于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年）改行募兵制，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召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骑”，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军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开元初军费二百万贯，开元末军费增至一千万贯，天宝末军费增至一千五百万贯。一个“盛世”如何禁得起几次三番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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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献中的怛罗斯战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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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患伴随着内忧悄悄袭来，天宝年间边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军队在怛（dă）罗斯河畔被大食军队打败，中亚各国全为大食控制，唐朝在西域的威信顿时一落千丈。唐朝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在中央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势必仰赖边镇节度使的重兵，节度使渐渐尾大不掉、骄横跋扈。中央与边镇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变。唐初的方针是内重外轻，以关中制驭四方；高宗以后边镇军队不断增加；开元、天宝年间边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东北、西北更是猛将精兵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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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蕃将是不委以统帅重任的。天宝初年，唐朝倾全力对付吐蕃，分不出兵力来对付东北的奚、契丹，于是用蕃将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载安禄山已是一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率二十万精兵的边镇统帅。另一方面，最初的节度使一般由文官担任，他们在边境任职期满（正常任期为三年）之后，即返回朝廷升任高官。这就是所谓“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原则。战功卓著者往往入朝为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唯恐大臣“出将入相”，于己不利，而蕃将不识汉文，不能任相，不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便大量以蕃将任节度使，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史思明之流，因而边镇蕃将势力愈加膨胀。西北军阀以哥舒翰为首，东北军阀以安禄山为首，不断发生倾轧、摩擦。李林甫、杨国忠各自勾结亲信藩镇为援，使军阀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藩镇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形成，安禄山、史思明利用这一形势发动兵变，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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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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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52．安史之乱与全盛时代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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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生父是康姓粟特族人，生母是突厥族巫师阿史德，因祈祷于战神轧荦山而生此子，故取名为轧荦山（一作阿荦山）；后因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名禄山。初任幽州节度使帐下“捉生将”（骁将称号），以骁勇善战著称。他虽出身行伍，又是胡人，却精通升官诀窍：贿赂与取媚。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他升任营州都督，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进贡奇珍异宝，博得唐玄宗的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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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与重用，自有其缘故。一是他善于献忠心以取媚。此人官运亨通身体发胖，腹垂过膝，唐玄宗问：“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答：“更无余物，正是赤心耳！”如此阿谀奉承地表忠心，唐玄宗当然舒坦得很。为了获得皇帝的宠信，安禄山在杨贵妃身上下工夫，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四十五岁的他竟成为二十九岁的杨贵妃的“养儿”（义子）。《资治通鉴》说：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此特赐贵妃“洗儿钱”。这是“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安禄山极高明的手腕。二是东北边疆的奚、契丹时服时叛，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征讨奚、契丹，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还说“不示殊恩，孰彰茂绩？”称赞他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委以宰臣”，另一手把边防军务“付之边将”，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成了边将中最得宠的人。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臣不相上下，故而可以常常从边关来到京都，出入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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