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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02 然而,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逃或降,河南三道防线顷刻瓦解。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到攻陷洛阳,只花了短短三十四天,十二月十二日,东都洛阳陷落,遭到了一百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浩劫。守卫洛阳的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罪,在潼关处斩高仙芝、封常清。临阵斩帅的严重失误,是平叛战争的不祥之兆。唐军兵败如山倒,叛军如秋风扫落叶般节节胜利,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所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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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04 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这一来叛乱谋反的面目毕露,先前所谓奉密旨征讨杨国忠云云,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因此攻陷洛阳以后便停滞不前了。一方面,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在河北联络各地忠义之士,抗击叛军,切断了从洛阳到范阳的驿路,给安禄山带来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兼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调遣,出兵平叛,取得嘉山战役的大捷,再次切断安禄山大本营洛阳与根据地范阳之间的通道,使其军心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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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06 这就为唐朝方面取得喘息的时机。唐玄宗在处死高仙芝、封常清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哥舒翰出身于突骑施部落,此时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威名显赫,且与安禄山、安思顺兄弟素有宿怨,由他镇守潼关,足以与安禄山相抗衡。然而唐玄宗的战略指导思想有问题,他想尽快平定叛乱,哥舒翰赴潼关时,发去的敕令是“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给郭子仪、李光弼的敕令也是“发兵进取东京”。到六月初,潼关已稳守半年,唐玄宗更加迫不及待地要哥舒翰出潼关,进攻洛阳。在当时形势下,潼关宜守不宜出。在河北战场的郭子仪、李光弼向唐玄宗指出:“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他们主张直捣安禄山的范阳老巢,才是出奇制胜妙策,唐玄宗拒不接受。杨国忠出于对哥舒翰的猜忌,一反原先主张固守潼关的态度,极力怂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东征。这一错误决策,无异于自投罗网,二十万大军一战即溃,以致全盘皆输。当哥舒翰狼狈地逃回潼关西驿时,被部将抓获,献给叛军,哥舒翰鉴于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杀的先例,在洛阳向当面骂过“野狐”的安禄山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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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08 潼关陷落,长安震惊,唐玄宗精神全面崩溃,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次日中午抵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皇帝的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迫使唐玄宗命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七十二岁,杨贵妃才三十八岁。旧史家渲染杨贵妃是政治败坏的祸水,意在为唐玄宗开脱,其实天宝变乱责任全在唐玄宗。当地父老希望唐玄宗不要西行,担负起征讨逆贼的责任,唐玄宗置之不理。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与父皇分道扬镳,在太监李辅国的扈从下,奔往朔方节度使所在的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十三日,李亨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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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10 长安陷落后,郭子仪、李光弼率五万步骑兵从河北赶赴灵武,壮大朝廷声势;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也派兵前来会合。叛军内部则明争暗斗,分崩离析,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双目失明的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收买的宦官砍杀。安禄山从范阳起兵至此不过十四个月,落得这样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安庆绪即帝位后,只知纵酒为乐,给唐军反攻提供了可乘之机。同年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统率各路大军十五万之众,攻克长安,沦陷达一年多的长安百姓夹道欢呼。郭子仪挥师出潼关东征,于十月收复东都洛阳,安庆绪率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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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12 就在这时,留守范阳的安禄山部将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节制,以所部八万兵降唐,唐朝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时隔半年,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在范阳反叛,安庆绪与他遥相声援,战火重新燃起。十月,唐军包围邺城,安庆绪以让皇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邺城之围后,设计杀死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守邺城,自己引兵北还,乾元二年四月在范阳称大燕皇帝。以史思明称帝为标志,安史之乱进入了新阶段。经过半年的准备,史思明发动新的攻势,攻占洛阳。东都洛阳再度沦陷,形势又趋严峻。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唐军乘叛乱集团分崩离析之机,于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收复洛阳。史朝义逃至范阳,为守将所拒。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走投无路的史朝义自缢而死。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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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14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开元、天宝之际政治腐败的必然产物。它带来的巨大破坏,使百姓人心思唐,促成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但是叛乱并不是在决定性战役取胜的情况下结束的,肃宗和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首领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辖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镇压叛乱,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昂贵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之中。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支配地方行政;地方行政的结构被改组,节度使成为中央政府与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战乱虽然平息,但安、史部将依然存在,藩镇割据局面以此为契机而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迭经战争骚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经济急剧衰落,唐朝的国力大大削弱,全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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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19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39]
1707045820 国史概要(第四版) 53.藩镇割据与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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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22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边地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扼守军事要地。于是中原地区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以后又扩展到全国各地。这些军事官职成为地方上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即所谓藩镇(亦称方镇)。藩镇并非全是割据势力,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都服从朝廷指挥,向中央贡纳赋税,但在今河北地区的所谓河朔三镇,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纳赋税;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也有类似河朔三镇的割据势力。这就是所谓藩镇割据。藩镇的弊端在于“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地方军队、财赋为节度使专擅,朝廷难以过问;而节度使又受制于骄兵悍将,如果失去了部下的拥戴,不是被杀就是被逐。这样的藩镇割据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动乱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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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24 藩镇割据本质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与发展。安史之乱是边地藩镇反对中央的斗争,安史之乱平定后,那些参加平叛战争的藩镇拥兵自重,有意保存安、史旧部,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央无力收回兵权,只好接受安、史部将名义上的归降。另一方面内乱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加剧了国力的空虚,边患乘虚而起,吐蕃占领了陇右、河西之地,威胁长安。中央既无力消灭安、史余部,又不得不把原来边地节度使扩大到内地,以至藩镇相望,“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这就严重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主要依赖于江淮一带。于是迫切需要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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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26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明县东北)人,唐肃宗、代宗时期长期担任有关财政的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先后与第五锜、韩滉分掌全国财政。他在二十多年中作了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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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28 第一,关于盐法。肃宗时盐铁使第五锜改食盐征税为官卖,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却产生盐吏扰民的弊端。代宗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盐铁使兼任转运使,在产盐地区设官,把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转销各地;在距产盐区较远的地方设常平盐仓,调剂盐价;又在各地设巡院十三所,查禁私盐。盐税从原来的四十余万缗上升到六百余万缗,居国库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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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30 第二,关于漕运。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仰赖江淮。为了解决转输问题,刘晏视察运河,疏浚河道,并按江、淮、河、渭各段水力特点,建造合适的运船,分段转运,十艘为纲,派军将督率,降低运费,提高效率,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达数十万石,多时超过一百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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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32 第三,关于平抑物价。刘晏以十三处巡院为据点,召募大批干练的“疾足”,置驿相望,及时报告各地物价动向,“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他还在各地设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常平仓,以调节丰歉,平抑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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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34 刘晏的改革旨在扩大税收,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全面的赋税制度改革则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杨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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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36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即位,从贬所召回,出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对赋税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唐朝中央财赋本来储存于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安史之乱后,移贮于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账目混乱,弊端百出。杨炎入相后,首先提出国家财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财政部门管理,蒙德宗采纳。建中元年他进一步倡议废除租庸调制,代之以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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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38 两税法实行按资产征税的原则,征税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税按资产定等级,地税按亩数征收。两税法以户税、地税为内容,而其得名却由于分夏、秋两次征收(后来宋朝的两税法,专指地税,并无户税,仍分夏秋两次征收,故仍称两税)。原先的租庸调实际已转化为户税、地税,按丁征收的租并入按亩征收的地税之中,按丁征收的庸调并入按户征收的户税之中,所以两税法实行时正式宣布“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法的特点是简单化与合理化,先前的租庸调本质上以人丁为本,两税法宣布“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本。赋税由人丁向资产的转移,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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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40 当然,两税法绝不仅仅限于赋税制度的改革,它其实也是财政会计制度的改革,包含了重编国家预算,划定地方预算收支的范围与规模,建立预算管理体制等财政分配内容。两税征收后,分成三个部分:留州、留(送)使、上供,都要量出为入。中央采取以支定收的方法,严格核定州、使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项目及数量,以满足州、使两级的行政与军事的财政开支。中央财政完成了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的程序,理顺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混乱不堪的财政收支关系,有利于削弱地方割据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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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42 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无力消灭安、史余部及其党羽,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名号,让他们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这就是李怀仙的幽州节度使、李宝臣的成德节度使、田承嗣的魏博节度使,于是形成了所谓河朔三镇,割据今河北地区及山东、河南、山西一部分地区。唐德宗时,由于先前持续多年的财政改革,中央财力物力有所加强,便决心削藩。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继任,遭到唐德宗断然拒绝。李惟岳联合魏博、淄青等发动四镇叛乱。唐德宗派河东节度使、昭义节度使及神策军(中央禁军)联手进剿。淄青节度使李正已死,子李纳要求继位,唐德宗坚决拒绝,并派宣武节度使等进剿。由于唐朝中央政府采取以藩镇打藩镇的策略,在河北、山东削藩取得胜利之后,引发了参与平叛战争的节度使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借口朝廷处置不公,相互携手共抗朝命,四镇节度使公然称王(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与朝廷分庭抗礼。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以平叛有功,向朝廷讨价还价,自称天下都元帅。正当朝廷调兵进剿李希烈时,泾原节度使发动兵变,攻入长安,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兵拥立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不久李希烈也称帝。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后来虽然平定了朱泚、李希烈之流,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服从中央,但唐德宗经过这场危机后,放弃削藩政策,转而采取姑息政策,求得暂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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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44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取得明显成效,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从而可能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元和中兴”(806—820年)的局面。宪宗是唐朝后期几乎重建太平盛世的皇帝,他选拔的宰相如武元衡、李吉甫、裴垍(jì)、李绛、裴度,都有所建树,一时朝廷鼎盛。宪宗鉴于德宗四面出击方针的失败,改变削藩策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选择易于攻取、基础薄弱的西川节度使、浙西节度使开刀,然后使“五十年不沾皇化”的魏博镇表示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名相裴度和名将李愬(sù)运筹帷幄,使中央与藩镇的大决战取得最后胜利。平定淮西,引起强烈震动,诸镇纷纷献地献质表示归顺。《资治通鉴》说:“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宪宗出色地达到了他的目的,成为唐朝后期唯一有成就的皇帝。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他从德宗那里继承了重新充实的国库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主观上,他深刻地了解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能制订有效的策略,无怪乎后人要称颂他“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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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5846 宪宗虽使藩镇归顺中央,但并不能铲除其根基,“尽遵朝廷约束”的局面是难以持久的。何况长期的战争,使中央财政状况又趋恶化。穆宗即位以后,实行“销兵”(裁减兵员)政策,以节省财政开支,被裁士兵无以为生,形成新的乱源。宪宗死,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没有问题,掉以轻心,结果河北三镇再度叛乱,直至唐末都难以平定。此后割据势力愈演愈烈。藩镇增加到六十一个,甚至长安附近也设置了凤翔节度使,朝廷可控制的不过山南、剑南、岭南、河西四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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