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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54．宦官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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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政治清明，宦官只能主管宫内守卫、洒扫等事，并无政治权力。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宦官任职不能超过三品。为时不久，宦官逐渐扩大权力范围。唐玄宗晚年宠信宦官高力士，让他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从此四方奏章必先经高力士过目，小事自行裁决。玄宗也心安理得，说：“力士当上（值日），我寝乃安。”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流都与他勾结，高力士已炙手可热，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叫他“二兄”，诸王公主叫他“阿翁”，驸马叫他“爷”，非同一般。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已抬头，但对皇帝还是唯命是从，高力士在玄宗面前仍是一个“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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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财权，逐渐尾大不掉，使皇帝大权旁落。宦官李辅国扶肃宗在灵武即位，由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升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将领连著名的郭子仪、李光弼都受他节制，鱼朝恩统率神策军（中央禁军）兼全国总监，军权明显落入宦官之手。安史之乱后，统兵将领在京师任意支用左藏库（收藏朝廷财赋的机构）的钱财，主管机构无法约束。盐铁使第五锜向肃宗建议，把财权收归皇帝，实际上由宦官掌握。从此以后，宦官控制了朝廷的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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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代宗时期，其代表人物是李辅国和程元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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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国本名静忠，曾充当高力士的仆役，后入东宫侍候太子李亨。安史之乱中，李静忠扶助肃宗即位有功，升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赐名为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皆委其掌管；后随肃宗至凤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辅国。肃宗返抵长安，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身兼数职，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此时的李辅国不仅专掌禁军，而且专擅朝中一切大权，百官奏事都由他上达裁决。以后肃宗又任命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开创宦官正式担任六部尚书的先例。肃宗病危，李辅国与另一宦官程元振合谋，拥立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骄横不可一世，公然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怒其不逊，但因他手握兵权，奈何他不得，尊称他为“尚父”，事无巨细都由他参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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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利用程元振除去了李辅国，不料继之而起的程元振专权跋扈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取代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东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不久又加骠骑大将军，封邠国公，权势远远超过李辅国。勋臣、宰相、名将屡遭程元振迫害，使朝廷文武百官人人自危，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对朝廷存有戒心，不肯为朝廷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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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时，宦官不仅控制禁军，而且藩镇的节度使多从禁军将领中擢用，朝廷的将相由宦官任免，台省的清要官职须买通宦官关节方能任命。德宗死，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裁决宫中大事，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着手革除弊政，企图削夺宦官权力。由于宦官势力已盘根错节难以动摇，加之藩镇与宦官相互勾结，导致改革中途夭折。宦官俱文珍、刘光琦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串通，发动宫廷政变，废顺宗，立宪宗，王叔文、王伾被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往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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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两股势力勾结的结果是，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是军阀朱全忠所立，其余九个都是宦官所立，有两个为宦官所杀（宪宗、敬宗）。皇帝成了宦官的傀儡，宰相、大臣当然成了宦官的附庸，“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关。政见与利益的分歧，形成朝廷中的派系、集团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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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指出，所谓朋党的“党”（factions），绝不是今天意义上政党的“党”（parties），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受到损害。因此，“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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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通常被史家们称为“牛李党争”，即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政争，从穆宗朝开始，经敬宗朝、文宗朝、武宗朝，到宣宗朝持续达四十年之久。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文宗时代两党参差并用，武宗时代是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时代是牛党全盛时期。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全盘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是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把朋党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的越发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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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牛李党争复杂微妙，史家在评述时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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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很注意分析唐朝统治集团的社会背景，按照他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的资格。从表面上看，牛李两党似乎是重视进士科与反对进士科的斗争，是世家大族与非世家大族的斗争，其实不然。尽管上述假设颇有迷惑力，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李党领袖李德裕并非进士，而且嘲笑科举取士。但是日本学者励波护的实证研究《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指出，两个朋党在科举出身和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谓拥护科举的一方和反对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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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不论牛党或李党当政，对于当时人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牛李两党还是有所区别的。李党领袖李德裕是晚唐时期有远见的政治家，虽然他入仕初期就卷入了牛李党争，但他反对朋党，甚至发誓说：“一旦触群邪犯众怒，为一孤臣，独生正言，无避矣。”他主张打击藩镇并恢复中央集权；抗击外族入侵，保卫边疆安全；裁汰冗官，精简官僚机构；赞成阻遏佛教势力的泛滥，增加国家收入，都是从实际出发，于国于民有利的。对于科举，他不主张取消，而主张针对考试中的弊端（如“关节”、“呈榜”、“温卷”）加以改革，奖拔“孤寒”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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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用牛党要员白敏中、马植、周墀、令狐绚等为相。李德裕罢相，贬至崖州，大批与他政见一致的官员都被逐出朝廷，而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李珏、崔珙等牛党要员重新起用。牛李党争以牛党最后胜利，李德裕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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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后人多对李德裕寄予同情。王士禛《香祖笔记》说，牛党“皆小人”，李党“皆君子”，并非毫无根据。李德裕在大和年间就建议文宗破除朋党，任用中立无私之人，他在文宗、武宗时期两度为相，都能把“中立无私”作为用人标准。无怪乎一些学者要说，李德裕不存在朋党问题，无所谓李党。宋人李之仪说：“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力去朋党，卒为白敏中、令狐绚所中伤。”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卓有见地。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李德裕自认为没有朋党，事实上还是卷进了朋党之争的漩涡，因为政治斗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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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以后，牛、李两派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朋党之争终于停息。官僚之间的派系倾轧以另一种形式展开，而且随着政治腐败而日益加深。本来朋党之争受到宦官派系的影响，宦官集团如两派同时并进，则外朝大臣也两派同时并进；宦官集团如一派进一派退，则外朝大臣也一派进一派退。宣宗以后，宦官因“甘露事变”，感到内部分裂容易受到外来打击，便团结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内朝既“合为一片”，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于是内朝外朝之争便取朋党之争而代之。斗争的结果，宦官集团获胜，从此，“天下事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宦官专权成为晚唐难以摆脱的痼疾，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皇帝，都受宦官控制。要想改变局面，只有借助节度使的武力，铲除宦官势力。昭宗采纳宰相崔胤建议，借汴州节度使朱全忠的力量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宦官虽除，中央军政大权却落入朱全忠之手，崔胤等外朝大臣和昭宗本人都相继为朱全忠所杀，唐朝离开灭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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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55．唐朝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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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时的刘蕡在贤良方正对策中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农民的“八苦”，使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社会危机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预示着唐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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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骚乱和反抗一天比一天激烈，唐朝的地方政府仍然尽力在这一地区竭泽而渔，搜刮尽可能多的赋税，使得这个原先最安定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富有爆炸性，出现一次又一次武装暴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宣州（今安徽宣城）康全泰的武装暴动，迫使唐朝军队纷纷从淮南、浙东调来镇压，宣州的秩序才得以恢复。康全泰的暴动对于次年发生于浙东的更为严重的暴动来说，不过是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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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赋所出的重要地区，所谓“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浙东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团伙的首领，他所领导的起义把大批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把被压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起义，攻下象山，次年攻下剡（shàn）县（今浙江嵊县）。消息传开后，“山海之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部众增至三万人。一名谏官向即位不久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时指出，“兵兴以来（指安史之乱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说明这是社会危机蓄积已久的一次爆发。唐朝对于这个财赋重地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唐懿宗派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率兵前往镇压。裘甫的部将建议，先夺取越州，再夺取浙西（今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进而攻占扬州，把宣州、歙州（今安徽歙县）以东的江南所谓“国家贡赋之地”置于义军控制之下。裘甫犹豫不决，丧失时机，战败被俘，持续九个月的起义终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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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九年（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为了确保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由于戍军不断发生兵变，武宁节度使束手无策，朝廷决定在那里裁军，把几千名士兵调往岭南戍边。于是由徐州、泗州农民组成的戍军被派往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轮换，便可返回家乡。但是政府违背承诺，到期不如约轮换，士兵们便在咸通九年哗变，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结队北还。庞勋一行攻占宿州、徐州，附近农民应募参军，部众增至万余人；附近的小股暴动武装力量都前往归附，声势大振，攻占泗州、淮口，切断了唐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唐军统帅康承训调集了沙陀（突厥）、吐谷浑等民族的军队前往镇压，并且让沙陀首领朱邪赤心指挥十镇节度使所提供的讨伐军。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及，战败而死，起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起了重要作用。朱邪赤心被皇帝赐名为李国昌，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镇压黄巢起义后，在山西建立了割据政权。庞勋起义虽然失败，却暴露了最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危机，《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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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关东，成为矛盾的焦点，终于继江淮之后，在关东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濮阳县起义，攻取濮州、曹州，部卒达数万之众。王仙芝发布檄文，指责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表明了起义的宗旨。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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