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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后人多对李德裕寄予同情。王士禛《香祖笔记》说，牛党“皆小人”，李党“皆君子”，并非毫无根据。李德裕在大和年间就建议文宗破除朋党，任用中立无私之人，他在文宗、武宗时期两度为相，都能把“中立无私”作为用人标准。无怪乎一些学者要说，李德裕不存在朋党问题，无所谓李党。宋人李之仪说：“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力去朋党，卒为白敏中、令狐绚所中伤。”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卓有见地。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李德裕自认为没有朋党，事实上还是卷进了朋党之争的漩涡，因为政治斗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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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以后，牛、李两派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朋党之争终于停息。官僚之间的派系倾轧以另一种形式展开，而且随着政治腐败而日益加深。本来朋党之争受到宦官派系的影响，宦官集团如两派同时并进，则外朝大臣也两派同时并进；宦官集团如一派进一派退，则外朝大臣也一派进一派退。宣宗以后，宦官因“甘露事变”，感到内部分裂容易受到外来打击，便团结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内朝既“合为一片”，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于是内朝外朝之争便取朋党之争而代之。斗争的结果，宦官集团获胜，从此，“天下事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宦官专权成为晚唐难以摆脱的痼疾，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皇帝，都受宦官控制。要想改变局面，只有借助节度使的武力，铲除宦官势力。昭宗采纳宰相崔胤建议，借汴州节度使朱全忠的力量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宦官虽除，中央军政大权却落入朱全忠之手，崔胤等外朝大臣和昭宗本人都相继为朱全忠所杀，唐朝离开灭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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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55．唐朝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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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时的刘蕡在贤良方正对策中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农民的“八苦”，使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社会危机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预示着唐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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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骚乱和反抗一天比一天激烈，唐朝的地方政府仍然尽力在这一地区竭泽而渔，搜刮尽可能多的赋税，使得这个原先最安定的地区变得越来越富有爆炸性，出现一次又一次武装暴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宣州（今安徽宣城）康全泰的武装暴动，迫使唐朝军队纷纷从淮南、浙东调来镇压，宣州的秩序才得以恢复。康全泰的暴动对于次年发生于浙东的更为严重的暴动来说，不过是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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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赋所出的重要地区，所谓“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浙东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团伙的首领，他所领导的起义把大批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把被压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起义，攻下象山，次年攻下剡（shàn）县（今浙江嵊县）。消息传开后，“山海之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部众增至三万人。一名谏官向即位不久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时指出，“兵兴以来（指安史之乱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说明这是社会危机蓄积已久的一次爆发。唐朝对于这个财赋重地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唐懿宗派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率兵前往镇压。裘甫的部将建议，先夺取越州，再夺取浙西（今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进而攻占扬州，把宣州、歙州（今安徽歙县）以东的江南所谓“国家贡赋之地”置于义军控制之下。裘甫犹豫不决，丧失时机，战败被俘，持续九个月的起义终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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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九年（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为了确保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由于戍军不断发生兵变，武宁节度使束手无策，朝廷决定在那里裁军，把几千名士兵调往岭南戍边。于是由徐州、泗州农民组成的戍军被派往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轮换，便可返回家乡。但是政府违背承诺，到期不如约轮换，士兵们便在咸通九年哗变，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结队北还。庞勋一行攻占宿州、徐州，附近农民应募参军，部众增至万余人；附近的小股暴动武装力量都前往归附，声势大振，攻占泗州、淮口，切断了唐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唐军统帅康承训调集了沙陀（突厥）、吐谷浑等民族的军队前往镇压，并且让沙陀首领朱邪赤心指挥十镇节度使所提供的讨伐军。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及，战败而死，起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起了重要作用。朱邪赤心被皇帝赐名为李国昌，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镇压黄巢起义后，在山西建立了割据政权。庞勋起义虽然失败，却暴露了最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危机，《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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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后期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关东，成为矛盾的焦点，终于继江淮之后，在关东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濮阳县起义，攻取濮州、曹州，部卒达数万之众。王仙芝发布檄文，指责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表明了起义的宗旨。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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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仙芝、黄巢都是“贩盐白丁”（私盐贩子），武装贩运私盐，与长江流域的“茶盐盗”关系密切。黄巢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起义前曾作《咏菊》诗抒发了他的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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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来九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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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开后百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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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香阵透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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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尽带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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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仙芝派部将尚君长向唐朝的招讨都监请降，尚君长被杀，请降未成。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杀。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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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横扫各地，他采取避实捣虚战术，流动作战，打击财赋重地。他在和州渡过长江，转战长江、闽江、珠江流域，先后攻占杭州、越州、福州、泉州、潮州；乾符六年（879年）攻下广州，俘获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试图透过李迢与朝廷谈判，以谋取节度使之职，遭到李迢拒绝。黄巢在暴怒之下杀死李迢，并洗劫了广州，使这座富有活力的港口城市化为废墟，大批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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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黄巢挥师北上，攻下东都洛阳之后，又破潼关，攻占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的部队，失控的部队连续几天洗劫了这座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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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含元殿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大齐，年号为金统。在暴力的扫荡下，公卿达官、名门显贵，死亡逃散，消灭殆尽，正如韦庄的诗中所说：“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五代时，后唐政权在北方寻找唐朝宗室、名门望族，竟无处寻觅，可见打击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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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安城内粮食严重不足，引起恐慌，加之黄巢部将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叛变（后改名为朱全忠），形势陡变。唐朝方面招沙陀族李克用率兵从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进攻长安。黄巢不得不放弃长安东撤。中和四年（884年），黄巢退至泰山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县西南），被沙陀兵追击，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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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横渡长江四次、黄河二次，是历史上空前的“流寇”，虽然这场延续九年的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导致了统一王朝的大分裂。黄巢虽没有灭亡唐朝，却使它土崩瓦解了。唐朝名义上还苟延残喘地存在了二十多年，已名存实亡，唐朝的辖地几乎全被各种割据势力所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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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阀互相争斗、火并，终于形成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汴州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以凤翔为中心的李茂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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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即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改元开平，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情况比东汉末年更为严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以前的节度使所瓜分，他们每个人都在觊觎皇帝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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