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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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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法——颇类似于汉武帝时代桑弘羊的平准均输法，基本精神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它针对民众纳税增多，朝廷财政依然窘迫，富商大贾却从中获利的状况，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税收入，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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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各县政府每年分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借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措施过于简单化——采取“散俵”（散发）“抑配”办法，带有强制性，对于不想借贷的农户而言，无形中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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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此后变法达到高潮，先后推出的新法有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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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役法——宋代职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典府库辇运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老、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供官府驱使奔走），主要是主户中的上三等户承担，然而实施中下等户的稍富裕者无不充役，往往被职役压得倾家荡产，形成应役人户千方百计逃避职役，“贫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现象。免役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一）凡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低出钱——谓之免役钱；（二）凡有产业物力而不承担职役的人户出钱助役——谓之助役钱；（三）州县所需役钱视雇役多少而定，在此数额外多征二成（20%）——谓之免役宽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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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有利于下等主户，而不利于坊郭户（主要是商人），因为他们原先不承担职役；也不利于品官之家，因为他们可凭特权免役，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强烈反对。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助役法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这种评价是平直公允的，但反对派置此于不顾，抓住实施中出现的弊端（多敛役钱、广积宽剩、超升户等），拼命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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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常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取利的状况，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以后在几十个大城市都设立了市易务，把开封市易务升格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这一办法把富商大贾的商业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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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田均税法——庆历新政时，大理寺丞郭咨、秘书丞孙琳等奉命清查田亩税收，在洺州肥乡县推行千步方田法，量括田地，“除无地之税，正无税之地”，查收了数额巨大的逋赋（逃欠税收）。方田均税法是千步方田法的继续与发展，丈量田地面积后，根据田地肥瘠分五等均定土地税，各种隐瞒面积、逃避赋税的田地一并改正。方田均税法在一部分地区实行后，成效显著，纳税田地有大幅度增加（主要是新垦田地及隐匿田地被清查出来），据已方田的开封府、京东路、河北路、秦凤路、永兴军路的统计，纳税田亩比原先增加达一倍多。这当然对于合理分摊土地税（即所谓均税）、保证政府的土地税征收，是有利的，但也使那些隐匿田亩、逃避赋税的形势之家极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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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军事方面的保甲法——十户一保、五十户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由主户上等户为保长、大保长、都保正，训练壮丁，成立地方武装；保马法——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保甲养马，袭逐盗贼；将兵法——置将练兵，将领统军，自专军政，改变将不知兵的旧制。并且辅之以裁军并营、精兵简政、改进武器装备，推荐科学家沈括兼管军器监。所有这一切，意在与新法相配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富国的目的达到了，强兵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一度扭转了先前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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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变法的涉及面广，阻力很大，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次年复相，九年再度罢相，退居江宁，直到病死。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罢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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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的关键人物是宰相司马光，他与吕公著、文彦博等元老大臣“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攻击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然而元祐更化与熙丰新法是异中有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渗透、承袭的成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只是运用什么手段摆脱积贫积弱的分歧。王安石说，他与司马光“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司马光也说，他与王安石“趣向虽异，大归则同”。宋人吕陶在谈及元祐之政时说：“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即变法前的旧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认为元祐时期“大率新旧二法并用”，是独具慧眼的深刻见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择新法之便国益民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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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张“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用儒家的经术来处理世务，“损有余以补不足”，“去重敛，宽农民”。王安石如此解释他的理财思想：“合天下之众者财，守天下之法者吏也。”有了完善的法律和守法的官吏，就可以使天下的财富得到合理的使用，就可以凝聚民众。否则的话，势必导致这样的后果：“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着眼点始终不离儒家的“均贫富”。因此，他对《周礼》一书特别重视，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不少新法都从《周礼》找到了理论根据，这与他以经济管理手段处理国事并使之制度化的尝试，不免自相矛盾。在变法时期，王安石撰写的诠释《周礼》、《诗》、《书》的著作《三经新义》，不拘泥于章句名物，他关注的焦点是：“圣人之术，在于安危治乱。”《三经新义》在熙宁八年由朝廷颁行，作为学校教材，此后所谓荆公新学风靡一时。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1920年代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中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周礼》中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订的……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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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司马光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那么王安石便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把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是多有分歧而变幻不定的。《中国：传统与变革》的作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对王安石变法作如是观：他的一些改革如等级土地税、低息贷款制度以及完全放弃劳役等，显然是在经济和行政上向前迈出的步子，而其他的措施例如调价、政府控制商品以及集体担保和民兵制度，只是以前制度的恢复。王安石像汉代的王莽一样，宣称他的改革符合古代经籍的内容；与王莽相仿的另一方面是王安石被作为“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或赞扬，但其动机并不比他的著名前辈具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思想。《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甚至说，王安石的利农主张成为近代各国政府推行某些措施的先声，他的总纲领接近于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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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60．“田制不立”与井田限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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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把全国的编户齐民区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但与前朝的主户客户概念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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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已有“客户”一词，指户口附着在世家大族户籍中的“私属”——佃客、部曲之类。中唐以后，客户往往与主户（或土户）相对称，其意已非“私属”，而是“客籍户”，以与“土著户”的主户相区别。主户是编附本贯的有产户，也叫编户、居户、实户、正户；客户则是浮寄于本贯以外的人户，其中有有产户，但以无产户居多，也叫浮寄户、浮户等。两税法施行后，规定户不论主客，一律“以见居为簿”，在所在地编入户籍，征收两税。久而久之，客户的客籍户性质逐渐消失。到宋朝时，客户与主户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拥有土地和资产，主户不再是先前的土著户而是有产户。客户不再是先前的客籍户而是无产户。客户中坊郭客户为数甚少，主要是乡村客户，而乡村客户又以佃客（佃户）为主体的贫下农户，所以当时人常把客户作为佃客的专称。当然，细究起来客户是不完全等同于佃客的。在宋朝户口统计中，各地区的主客户比例参差不齐，大体而言，客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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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户数三分之二左右的主户，一部分是坊郭主户，大部分是乡村主户。乡村主户依据土地资产划分为五等，大致一等户是占田几百亩至几千亩以上的大地主，二等户是占田几百亩以下的中地主，三等户是占田百亩至五十亩的小地主或自耕农，四等户是占田五十亩以下二十亩以上的自耕农，五等户是占田二十亩以下的自耕农。因此一、二、三等户又称乡村上户，四、五等户又称乡村下户，乡村下户是主户的主体，常占十分之八九，他们是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统治者尽力增加主户，使客户转化为主户，颁布法令，客户只要置买田产，便可立为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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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伴随着土地买卖与租佃关系的发展，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不少下等主户沦为客户，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他们把这种社会问题归结为“田制不立”，意思是宋朝不像前朝，没有确立一种如井田制、均田制之类的土地制度。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为地确立一种田制，以复古的手段把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限制在古老的模式中，那么社会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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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宋一代，井田论、限田论如同沉渣泛起一般，几乎连绵不断。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对此作过精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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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立不久，太宗赵光义鉴于现存的土地问题而对井田制流露出无限羡慕之意。他对宰相说：“井田之制实为经国之要道，后世为天下者，不为井田，则贫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的方案就在这种背景下提了出来：计丁分配田地，上田每丁授田百亩，中田每丁授田一百五十亩，下田每丁授田二百亩；一家如有三丁，则三丁皆授田，五丁之家给三丁之田（三百亩），七丁之家给五丁之田（五百亩），十丁之家给七丁之田（七百亩），以十丁为限，即最多一家七百亩。宽乡还给住宅地、桑田、菜田。这分明是杂糅了井田制与均田制的某些要素而制订的理想化方案。太宗看了正中下怀，命陈靖为劝农使，在京西路推行他的方案。其失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此法未能实行深表惋惜，对李安世的方案在北魏可以实行，陈靖的方案在北宋不能实行，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费多而难行”。其实不然，两者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同，在小农经济与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的时代，企图人为地改变原有的土地关系，重新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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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井田、均田行不通，于是人们就大谈其限田。仁宗时有个官僚鉴于土地兼并的严重，指出：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因而主张罢任官僚购置田产不得超过五顷（五百亩），诡名占田者，许他人告发。颇有一点汉朝“限民名田”的意味，但毕竟是纸面上的设想，在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让渡合法地进行的时代，要想限制土地兼并肯定是徒劳的。然而人们对此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原弊》就是颇有代表性的议论，他在论及兼并之弊时说：“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养客数十家……夫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显然，欧阳修把土地兼并归结为井田制崩溃的结果，于是他的主张便是“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仍然是井田不可行而行限田的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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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制甚有研究的苏洵，在论及现实土地问题时，也把根源追溯到井田的废止。他说：“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他的医治药方是恢复井田制：“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他也深知一千年前王莽企图恢复井田的托古改制已遭到惨败，何况今日；他更深知时人所谓“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还是限田。他的限田方案是一种温和折中的缓冲方案——“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企图以一种渐进的、听其自然的办法，使土地占有趋于均匀化，在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时代，这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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