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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井田、均田行不通，于是人们就大谈其限田。仁宗时有个官僚鉴于土地兼并的严重，指出：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因而主张罢任官僚购置田产不得超过五顷（五百亩），诡名占田者，许他人告发。颇有一点汉朝“限民名田”的意味，但毕竟是纸面上的设想，在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让渡合法地进行的时代，要想限制土地兼并肯定是徒劳的。然而人们对此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原弊》就是颇有代表性的议论，他在论及兼并之弊时说：“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养客数十家……夫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显然，欧阳修把土地兼并归结为井田制崩溃的结果，于是他的主张便是“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仍然是井田不可行而行限田的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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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制甚有研究的苏洵，在论及现实土地问题时，也把根源追溯到井田的废止。他说：“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他的医治药方是恢复井田制：“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他也深知一千年前王莽企图恢复井田的托古改制已遭到惨败，何况今日；他更深知时人所谓“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还是限田。他的限田方案是一种温和折中的缓冲方案——“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企图以一种渐进的、听其自然的办法，使土地占有趋于均匀化，在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时代，这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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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限田论的泛滥一直持续到南宋。因为土地兼并较前更甚，淮西宣抚使张俊罢将归家后，置买大量田产，“岁收租米六十万斛”。以每亩租米一斛计，其所占田地即达六十万亩。更有甚者，据淳祐六年（1246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今百姓膏腴皆为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即有占田达一百万亩的“贵势之家”。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再次高唱井田限田论，企图从中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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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此论的是广州州学教授林勋。他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朝廷上《本政书》十三篇，提出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宜仿古井田之制”。他的井田方案完全照抄西周，什么“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之类，以此为基本构架，制订一个土地分配方案：一井九顷，以一顷为居宅场圃，其余八顷每家一顷。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迂腐的设想，他自己也知道无从下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企图在不改变土地私有及租佃关系的前提下，采取限制土地占有数量，限制土地买卖，使土地占有自然而然趋于平均，以达到一夫占田五十亩的理想模式。这并不比他的井田方案更现实些，当然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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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林勋的《本政书》居然获得不少知名人士的喝彩。朱熹说，林勋“说得甚好”。张栻说，林勋《本政书》“其说亦着本可贵”，“殊惜其不得施用也”。薛季宣说，林勋“引古以验今，即今以求古”，“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识其真则难能矣”。陈亮说，林勋“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牧之学，所见未有能易勋者”。可见林勋的药方虽然脱离实际，但针对现实土地问题的弊端，所以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试图寻找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已成为思想界殚心竭虑的焦点，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后看，从恢复井田的思路上去寻找出路，必然于事无补。其实，以历史的眼光看，田制不立，土地兼并，乃是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现象，传统农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创造出骄人业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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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61．传统农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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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6000余万人，此后因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经起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载（755年）约有7000余万人。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只有约3540万人。随着经济的发展，百余年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在人口增长与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的压力下，农户都为扩大耕地而努力，除了开垦荒地，还开山为田、围湖为田；政府为了扩大课税耕地，贵势之家为了占有更多田产，也多致力于各类田地的垦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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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田——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河水冲刷的淤泥，用决水法引入田内，使土质肥沃。仁宗嘉祐年间，河东路提点刑狱兼河渠事程师孟，劝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民出钱买地开渠，引马壁谷水淤瘠田五百余顷。原来每亩收谷五至七斗，改为淤田后，每亩收谷二三石，地价猛涨三倍。因此程师孟又在其他九州二十六县内开渠筑堰，淤贫瘠田地，使之成为沃壤，造良田一万顷。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秘书丞侯叔献鉴于汴河两岸大片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约二万余顷，弃而不耕非常可惜，建议改造为淤田。神宗采纳其议，命其从事淤田工作。此后汴河两岸的中牟、祥符、陈留、雍丘、商丘等地淤田大量出现，使瘠土变为良田。各地都起而仿效，成效显著，政府专设一个淤田司机构来负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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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多分布于江淮间及浙东沿海一带，由于江水或海水的顶托作用，沉积泥沙露出水面，附近农户开垦为田。田土肥沃，产量颇高。为了鼓励农户开垦新涨沙田，政府实行短期免税政策，使沙田日渐增多。到南宋时，沙田已成为一种颇具地位的农田，与高田、山地、陆地同时成为推广种麦的田土，盛行稻麦二熟制。政府控制的沙田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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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田——主要分布于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沿海一带。由于气候炎热，雨水充沛，种植早稻、晚稻，一年二熟，产量极为可观。福州所属闽、侯官、怀安三县，有潮田大片，每岁早稻、晚稻两熟。马益《福州诗》说：“两熟潮田世独无。”卫泾《福州劝农文》说：“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广南东、西路也是如此，南海、番禺、增城、东莞、新会、香山等县，大半为潮田，“潮田宜无荒岁”，“谷尝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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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多在福建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等地。唐朝农民在山地从事旱作，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法，称为畲（shē）田。范成大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随着经济开发的深入展开，农户改变原先那种落后的耕种方法，筑成梯田，或称山田，引水灌溉，可以种植水稻。韩琦诗形象地描绘山田的耕作：“千峰疑绝路，一径俯容车，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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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田、围田、湖田——圩田与围田、湖田属于同类型水利田，大抵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称呼，江东路、淮西路多称圩田，浙西路多称围田，浙东路多称湖田，其实大同小异。杨万里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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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田始见于五代，太平州芜湖县有秦家圩，系土豪秦氏所筑，南唐政权把它改为官田，宋仁宗时修复后，改名为万春圩，堤岸宽六丈、高一丈二尺、长八十四里，圩中有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圩田有不怕旱潦、土质肥美的优点，随着北方人口向南迁移，圩田大量构筑，例如太平州当涂县利国圩、广济圩，宣州宣城县惠民圩，太平州芜湖县陶新圩、政和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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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处低洼沼泽地围垦后，即成围田，有私田，也有官田。平江（即苏州）城北民周氏，以卖面营生致富后，买入沮洳陂泽，作围田，便是私入围田之例。大多是官府勒逼百姓围田，设官庄经营。华亭县围田颇多，专设围田局管理。此种围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种植水稻常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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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湖塘遍布，农业经济发达，人多田少，官府与形势之家填湖造田，称为湖田。例如：官府填越州（绍兴）鉴湖，造低田二万余顷；官府填明州（宁波）广德湖为田，从每年租米一万九千余石可以推知，面积当在二万亩以上。湖田的大量垦辟，破坏了水利灌溉系统与生态平衡，得不偿失，政府不得不废田复湖，修治湖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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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田土垦辟，扩大耕地面积，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与此相比，讲究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这种内涵式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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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宋朝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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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作为早稻优良品种的占城稻，宋初时引进，在福建路种植。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朝廷遣使至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送给江南、淮南、两浙等路，在高仰易旱之田种植，并将种植法张榜公布，予以推广。占城稻色白味甘，耐旱、早熟，也称旱稻、旱秈或早稻、早占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种占城稻，普及于淮南、江南东西、两浙、荆湖等路。由于早熟的占城稻的推广，浙东路在南宋时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显示水稻栽培技术的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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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直播法到移植法。水稻的直播法是粗放的栽培方法，宋朝农民把直播法改造成移植法，是一大进步。它改变了过去那种直接把稻种撒播在田里的做法，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加以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上栽培。移植法注重浸种、整治秧田、插秧几个环节，民间有“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的谚语。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不少地方的农民制作了“秧马”这种插秧工具，曹勋诗说：“归途只欲自治荒，久习田间兴益长。插秧方能骑秧马，触藩遽复叹羝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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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精耕细作。秋收后即耕田，务求再三深耕，过冬时让霜雪冻结，使土壤疏松细碎，并积入腐草败叶。第二年春，又再三耕、耙，土细如泥，且暖且爽。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踏犁是耕牛缺乏地区所使用的人力耕具，北宋曾两次推广踏犁，以缓解发生牛疫地区的耕田困难，据说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半功。秧苗生长已高，便须耘草，出现了节省劳力的耘爪、耘荡等工具。水稻的种植对水利灌溉要求很高，这一时期水利灌溉有较大发展。四川用筒车、桔槔、水梭等进行灌溉。江南、两浙一带随着圩田、围田、湖田的增多，原先的桔槔、戽斗受地势拘束，普遍改用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田中，范成大诗写道：“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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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的结果是，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较前有明显的增加。高斯得说：两浙一带的高产区，“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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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稻外，其他农作物的种植与加工也有了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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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麦原以北方为主要栽培地区，唐至北宋间逐渐推广至长江以南，到北宋中叶开始在江南出现稻麦二熟制，到了南宋，江南麦作有了更大的进展。北宋末南宋初，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了面食的习惯，一时间对小麦的需求量激增，价格日趋高昂，刺激了南方农民种麦的积极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稻麦二熟制的普及过程中，租佃契约仍按原先每年秋熟收租旧例，佃户只在秋收稻米中按规定额缴租，而所种之麦并不征租，全部归佃户所有。经济的法则在江南麦作的普及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单一种稻的耕作制度，确立了稻麦轮种的先进耕作制度，标志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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