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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15 既然井田、均田行不通,于是人们就大谈其限田。仁宗时有个官僚鉴于土地兼并的严重,指出: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户)所占,因而主张罢任官僚购置田产不得超过五顷(五百亩),诡名占田者,许他人告发。颇有一点汉朝“限民名田”的意味,但毕竟是纸面上的设想,在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让渡合法地进行的时代,要想限制土地兼并肯定是徒劳的。然而人们对此却津津乐道。欧阳修的《原弊》就是颇有代表性的议论,他在论及兼并之弊时说:“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养客数十家……夫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显然,欧阳修把土地兼并归结为井田制崩溃的结果,于是他的主张便是“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仍然是井田不可行而行限田的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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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17 对田制甚有研究的苏洵,在论及现实土地问题时,也把根源追溯到井田的废止。他说:“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他的医治药方是恢复井田制:“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他也深知一千年前王莽企图恢复井田的托古改制已遭到惨败,何况今日;他更深知时人所谓“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还是限田。他的限田方案是一种温和折中的缓冲方案——“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企图以一种渐进的、听其自然的办法,使土地占有趋于均匀化,在土地私有化、商品化程度日趋加深的时代,这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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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19 井田限田论的泛滥一直持续到南宋。因为土地兼并较前更甚,淮西宣抚使张俊罢将归家后,置买大量田产,“岁收租米六十万斛”。以每亩租米一斛计,其所占田地即达六十万亩。更有甚者,据淳祐六年(1246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说:“今百姓膏腴皆为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即有占田达一百万亩的“贵势之家”。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再次高唱井田限田论,企图从中寻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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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21 首倡此论的是广州州学教授林勋。他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朝廷上《本政书》十三篇,提出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宜仿古井田之制”。他的井田方案完全照抄西周,什么“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之类,以此为基本构架,制订一个土地分配方案:一井九顷,以一顷为居宅场圃,其余八顷每家一顷。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迂腐的设想,他自己也知道无从下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企图在不改变土地私有及租佃关系的前提下,采取限制土地占有数量,限制土地买卖,使土地占有自然而然趋于平均,以达到一夫占田五十亩的理想模式。这并不比他的井田方案更现实些,当然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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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23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林勋的《本政书》居然获得不少知名人士的喝彩。朱熹说,林勋“说得甚好”。张栻说,林勋《本政书》“其说亦着本可贵”,“殊惜其不得施用也”。薛季宣说,林勋“引古以验今,即今以求古”,“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识其真则难能矣”。陈亮说,林勋“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牧之学,所见未有能易勋者”。可见林勋的药方虽然脱离实际,但针对现实土地问题的弊端,所以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试图寻找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已成为思想界殚心竭虑的焦点,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后看,从恢复井田的思路上去寻找出路,必然于事无补。其实,以历史的眼光看,田制不立,土地兼并,乃是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现象,传统农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创造出骄人业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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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28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48]
1707046229 国史概要(第四版) 61.传统农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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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31 根据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北宋以前人口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6000余万人,此后因分裂和战乱,人口总数几经起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阶段的天宝十四载(755年)约有7000余万人。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只有约3540万人。随着经济的发展,百余年间人口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进入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在人口增长与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的压力下,农户都为扩大耕地而努力,除了开垦荒地,还开山为田、围湖为田;政府为了扩大课税耕地,贵势之家为了占有更多田产,也多致力于各类田地的垦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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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33 淤田——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河水冲刷的淤泥,用决水法引入田内,使土质肥沃。仁宗嘉祐年间,河东路提点刑狱兼河渠事程师孟,劝绛州正平县南董村民出钱买地开渠,引马壁谷水淤瘠田五百余顷。原来每亩收谷五至七斗,改为淤田后,每亩收谷二三石,地价猛涨三倍。因此程师孟又在其他九州二十六县内开渠筑堰,淤贫瘠田地,使之成为沃壤,造良田一万顷。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秘书丞侯叔献鉴于汴河两岸大片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约二万余顷,弃而不耕非常可惜,建议改造为淤田。神宗采纳其议,命其从事淤田工作。此后汴河两岸的中牟、祥符、陈留、雍丘、商丘等地淤田大量出现,使瘠土变为良田。各地都起而仿效,成效显著,政府专设一个淤田司机构来负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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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35 沙田——多分布于江淮间及浙东沿海一带,由于江水或海水的顶托作用,沉积泥沙露出水面,附近农户开垦为田。田土肥沃,产量颇高。为了鼓励农户开垦新涨沙田,政府实行短期免税政策,使沙田日渐增多。到南宋时,沙田已成为一种颇具地位的农田,与高田、山地、陆地同时成为推广种麦的田土,盛行稻麦二熟制。政府控制的沙田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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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37 潮田——主要分布于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沿海一带。由于气候炎热,雨水充沛,种植早稻、晚稻,一年二熟,产量极为可观。福州所属闽、侯官、怀安三县,有潮田大片,每岁早稻、晚稻两熟。马益《福州诗》说:“两熟潮田世独无。”卫泾《福州劝农文》说:“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广南东、西路也是如此,南海、番禺、增城、东莞、新会、香山等县,大半为潮田,“潮田宜无荒岁”,“谷尝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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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39 山田——多在福建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等地。唐朝农民在山地从事旱作,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法,称为畲(shē)田。范成大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随着经济开发的深入展开,农户改变原先那种落后的耕种方法,筑成梯田,或称山田,引水灌溉,可以种植水稻。韩琦诗形象地描绘山田的耕作:“千峰疑绝路,一径俯容车,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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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41 圩田、围田、湖田——圩田与围田、湖田属于同类型水利田,大抵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称呼,江东路、淮西路多称圩田,浙西路多称围田,浙东路多称湖田,其实大同小异。杨万里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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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43 圩田始见于五代,太平州芜湖县有秦家圩,系土豪秦氏所筑,南唐政权把它改为官田,宋仁宗时修复后,改名为万春圩,堤岸宽六丈、高一丈二尺、长八十四里,圩中有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圩田有不怕旱潦、土质肥美的优点,随着北方人口向南迁移,圩田大量构筑,例如太平州当涂县利国圩、广济圩,宣州宣城县惠民圩,太平州芜湖县陶新圩、政和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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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45 江南各处低洼沼泽地围垦后,即成围田,有私田,也有官田。平江(即苏州)城北民周氏,以卖面营生致富后,买入沮洳陂泽,作围田,便是私入围田之例。大多是官府勒逼百姓围田,设官庄经营。华亭县围田颇多,专设围田局管理。此种围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种植水稻常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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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47 江南湖塘遍布,农业经济发达,人多田少,官府与形势之家填湖造田,称为湖田。例如:官府填越州(绍兴)鉴湖,造低田二万余顷;官府填明州(宁波)广德湖为田,从每年租米一万九千余石可以推知,面积当在二万亩以上。湖田的大量垦辟,破坏了水利灌溉系统与生态平衡,得不偿失,政府不得不废田复湖,修治湖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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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49 各类田土垦辟,扩大耕地面积,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与此相比,讲究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这种内涵式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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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51 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宋朝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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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53 第一,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作为早稻优良品种的占城稻,宋初时引进,在福建路种植。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朝廷遣使至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送给江南、淮南、两浙等路,在高仰易旱之田种植,并将种植法张榜公布,予以推广。占城稻色白味甘,耐旱、早熟,也称旱稻、旱秈或早稻、早占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种占城稻,普及于淮南、江南东西、两浙、荆湖等路。由于早熟的占城稻的推广,浙东路在南宋时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显示水稻栽培技术的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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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55 第二,从直播法到移植法。水稻的直播法是粗放的栽培方法,宋朝农民把直播法改造成移植法,是一大进步。它改变了过去那种直接把稻种撒播在田里的做法,先把稻种在秧田上加以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上栽培。移植法注重浸种、整治秧田、插秧几个环节,民间有“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的谚语。为了减轻劳动强度,不少地方的农民制作了“秧马”这种插秧工具,曹勋诗说:“归途只欲自治荒,久习田间兴益长。插秧方能骑秧马,触藩遽复叹羝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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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57 第三,精耕细作。秋收后即耕田,务求再三深耕,过冬时让霜雪冻结,使土壤疏松细碎,并积入腐草败叶。第二年春,又再三耕、耙,土细如泥,且暖且爽。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踏犁是耕牛缺乏地区所使用的人力耕具,北宋曾两次推广踏犁,以缓解发生牛疫地区的耕田困难,据说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半功。秧苗生长已高,便须耘草,出现了节省劳力的耘爪、耘荡等工具。水稻的种植对水利灌溉要求很高,这一时期水利灌溉有较大发展。四川用筒车、桔槔、水梭等进行灌溉。江南、两浙一带随着圩田、围田、湖田的增多,原先的桔槔、戽斗受地势拘束,普遍改用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田中,范成大诗写道:“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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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59 精耕细作的结果是,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较前有明显的增加。高斯得说:两浙一带的高产区,“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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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61 除水稻外,其他农作物的种植与加工也有了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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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6263 其一,江南麦作的推广与稻麦二熟制。麦原以北方为主要栽培地区,唐至北宋间逐渐推广至长江以南,到北宋中叶开始在江南出现稻麦二熟制,到了南宋,江南麦作有了更大的进展。北宋末南宋初,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了面食的习惯,一时间对小麦的需求量激增,价格日趋高昂,刺激了南方农民种麦的积极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稻麦二熟制的普及过程中,租佃契约仍按原先每年秋熟收租旧例,佃户只在秋收稻米中按规定额缴租,而所种之麦并不征租,全部归佃户所有。经济的法则在江南麦作的普及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单一种稻的耕作制度,确立了稻麦轮种的先进耕作制度,标志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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