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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西北地区,以其称帝立国计,达一百九十年,以“虽未称国而王其土”计,则历三百四十七年,在境内改年号、订官制、建都府、更礼乐,俨然西陲一大国。西夏确有一批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故能以西陲之地先后与辽、金、宋相抗衡,当时宋朝倾全力未能挫其锋灭其锐。它在短暂的时期内创造出的文化,有着独特的意蕴,至今仍令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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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其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新著,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文人学士。如儒家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颜、王剑,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对照双解词集)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西夏从宋输入“九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始终奉行宋朝历法,随着汉化的加深,夏人“读中国书籍,用中国东服”,宋朝“许夏国用汉衣冠”,每年十月派人“押时服赐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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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化中最独特之处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的西夏文字称为“国书”,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通行,夏给宋的公文,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出现了不少说明西夏文字音韵、字义、结构的著作,以及译成西夏文字的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孟子》等。蒙古灭亡西夏之后,曾辉煌一时的西夏文化遂湮没无闻,六百年后重见天日,引起了世界的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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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彼 · 库 · 科兹洛夫一行受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对淹没于荒漠之中的昔日西夏王朝重镇——黑水城故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文物,特别是在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佛塔内,发现了层层叠叠的书籍、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他们惊呼简直是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1909年秋天,这批珍宝运抵圣彼得堡,藏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由于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西夏文字成为今人难识读的死文字,十分庆幸的是在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西夏王朝后期学者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另一本西夏著作《文海宝韵》,使识读西夏文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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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典籍主要有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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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字类,除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宝韵》,还有收录6000个西夏文字(全部)的字典《音同》,表示西夏语语音体系的《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等;以及识字读本《新集碎金置掌文》、《三才杂字》,仿《艺文类聚》体例的类书《圣立义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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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刻本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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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法律类,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继承唐律、宋律并有所拓展;有《亥年新法》,对《天盛律令》中关于佛教寺院的规定有所增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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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籍译文类,如宋人吕惠卿注《孝经》,久已佚失,可由西夏文译本窥其原貌;又如唐人于立政所编《类林》也已佚失,可由西夏文译本恢复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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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教典籍类,西夏文佛典是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有译自汉文的佛经,也有译自藏文的佛经,还有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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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残历书是活字印刷本,这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留存于世的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对此,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有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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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灭亡后,大批文物毁而不存,海外学者惊叹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夏王国之谜越积越多。近几年来《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现在终于可凭借黑水城文献去破译早已消亡的西夏王国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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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66.宋对辽、西夏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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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能取胜。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又率军攻北汉,包围太原,击败前来援救的辽军,迫使北汉投降。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宋太宗决定乘胜北伐辽国。虽然初战告捷,连克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河北涿县),但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遭到惨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撤退,辽军转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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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再度北伐:东路军由曹彬率领,由雄州(今河北雄县)北攻涿州;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由飞狐(今河北涞源)北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朝方面的作战方针是一厢情愿的,企图以东路军牵制辽的主力,使西路、中路能攻下山后诸州,然后合击幽州。辽国方面却始终把幽州作为战略重点,制订了重点防御、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因此,宋西路军攻下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中路军攻下蔚州,东路军却受到重创,惨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西路军、中路军被迫撤退。潘美、杨业奉命掩护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内迁,杨业提出了一个可保万全的撤军方案。据常征《杨家将史实考》说,按照杨业提出的这条路线,宋军由代州经繁峙直插应州,切断攻占寰州辽军的后路,必然迫使辽军退兵争寰州,云、朔、应三州民众便可趁机撤离。但是监军王侁(shēn)等人反对这一方案,诋毁杨业有“他志”,迫使杨业冒险迎敌。杨业自知此战必败,临行前泣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布置援兵接应,以防全军覆没。潘美等以为辽军败走,违约擅离陈家谷口。杨业遭辽军伏击,退回陈家谷口,不见援兵,拼死力战,士兵死伤殆尽,他自己身负重伤,坠马被俘。他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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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986年),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青年时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部将,刘崇建北汉政权时,改名为继业,赐姓刘,擢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与辽军交战屡建战功,号称无敌。宋太宗攻北汉时,随北汉主降宋,复姓杨,名业,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一代名将杨业之死,朝野震惊,宋太宗下令追赠他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降三级,王侁除名编管。杨业之子杨延昭,号称六郎,其孙杨文广(延昭子)继承遗志,在抗击辽、西夏的战争中,功勋显赫。民间传说中,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杨氏四代英雄业绩当时即被传颂,后经评话、戏曲、小说渲染成杨家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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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转而对辽采取守势。由于幽云以南无险可守,只能在平原上疏浚沿边河道,筑堤贮水,种植榆柳,设置寨铺,抵御辽军南下。而辽方则由守势转为攻势,从此契丹骑兵不断南下纵横驰骋,宋军被动挨打,连遭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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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在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率领下,借口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十县之地,侵犯宋境。由于辽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绕开宋军固守的城镇,直扑黄河沿边的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古称澶渊)城北,威胁东京开封。朝廷上下惊慌失措,有的主张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有的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敦促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寇准起用在对辽战争中屡建战功的杨嗣和杨延郎(即杨业之子杨延昭),宋军在澶州前线用伏弩射死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辽军的嚣张气焰顿时受挫,双方陷入相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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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军此次南下,本意是掠夺财物、进行政治讹诈,无意于攻城掠地,一旦受挫便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对于此次出兵抗击原本缺乏信心,获悉辽方的议和信息,正中下怀,立即派官员到澶州辽营求和,只要辽军尽快北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次宋辽会盟史称澶渊之盟,双方约定:(一)宋朝方面每年向辽朝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方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者;(三)双方不得创建城堡、改移河道;(四)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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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得辽方的撤兵,美其名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宋真宗还大喜过望,庆祝胜利。原先主张迁都昇州的王钦若,此时摇身一变,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把皇上当作“孤注”,订立“城下之盟”,致使寇准罢官而去。真宗的继承者仁宗仍然奉行屈辱求和方针,不修边防,辽兵扬言南下立即派官求和,答应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此来谋求边境的苟安。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保持力量的平衡。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以妥协换来的虚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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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对辽如此屈辱忍让,反映了朝廷上下缺乏抗敌信心,深惧辽军。仁宗时曾两度赴辽交涉,坚拒割地的富弼也不得不承认:“契丹委实强盛,兵马略集,便得百万,来则无以枝梧。”主张富国强兵的王安石也提醒神宗:“今河北未有以应契丹,未宜轻绝和好。”澶渊之盟是宋对辽屈辱外交的开端,虽然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却后患无穷。初时对辽是否能长期信守盟约疑虑不定,由于几次边界骚动后来都归于无事,宋对盟约的疑虑渐释,君臣边将戒心日弛,防务荒废。到了北宋末年,河北官兵士气荡然无存,一向视为天下根本的河北防务名存实亡,为日后的“靖康之变”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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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辽成犄角之势的西夏也是宋朝的一大威胁,宋朝把对辽妥协的手段运用到西夏,如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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