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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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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0．举棋不定的和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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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和议”成功，秦桧以左相加封太师，又排挤了掌枢密院大权的张浚，独揽军政大权，进而打击抗战派将领。韩世忠罢官后，自称清凉居士，念经诵佛。岳飞部将牛皋对和议不满，秦桧指使党羽把他毒死。顺昌大捷战功显赫的刘锜，被秦桧削夺兵权后又遭罢官处分。秦桧其人卖国求荣的同时还不忘图谋私利，命考官将其子秦熺录取为状元，升礼部侍郎，升知枢密院事；又命考官将其孙秦埙（xūn）录取为状元，任礼部侍郎，颇有点想搞家天下的架势。此人贪污贿赂无所不为，每年贪赃达几十万贯之巨，据说他的家财比朝廷的国库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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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死。宋高宗的表现令人不解，他一方面在秦桧病危时下令秦桧祖孙三代退闲，使秦桧企图由儿子秦熺继承相位的野心化作泡影；另一方面又接受秦桧在遗表中提出的主张——“固邻国之欢盟”，“杜邪党之窥觎”，还为死去的秦桧赐谥号“忠献”，并任命秦桧的党羽万俟为相，汤思退为知枢密院事，推行没有秦桧的秦桧主义。高宗还欲盖弥彰地下诏声明：与金和议“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今后“如敢妄议，当置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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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议是不可靠的，当宋高宗君臣一意信守绍兴和议时，金朝海陵王征调四十万大军，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分兵四路南下：一路由海上攻临安，一路由宿、亳攻淮泗，一路由唐、邓攻荆襄，一路由秦、凤攻四川，企图一举灭宋。金军从海上攻临安的舰队，在山东沿海遭到宋朝水军的抗击，宋军首次把火箭用于海战，全歼金朝舰队。由海陵王亲率的主力在渡长江时，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遭到宋朝水军狙击，宋军在船上施放霹雳炮，烟雾和石灰弥漫江面，金军无法抵挡，又遭宋军快速的车船（轮船）追击，只得败退江北。金军的失败，激发了金朝又一次政变，东京留守完颜雍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帝（金世宗），海陵王在扬州被部将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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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有利形势下，宋高宗仍一味主张乘胜求和，不惜继续对金称臣，以换取河南的皇室陵寝之地，而又无法实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不得不宣布退位，让太子赵眘（shèn）继位（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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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即位后，面临宋金对峙的新形势，金朝国力由盛转衰，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君臣在战与和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一派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另一派主张维持现状苟安江南¿孝宗决意抗战，召见抗战派官员张浚，任命他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以后又提升为枢密使。与此同时，孝宗毅然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岳云的官爵，依礼改葬；并且斥逐朝中的秦桧余党，召回受秦桧诬陷的官员。一时间朝廷内外正气为之一振，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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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使张浚出师江淮，准备北上抗战，宰相史浩反对出击，被孝宗罢官。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派濠州李显忠、泗州邵宏渊分兵出击，李显忠收复灵璧、宿州。初战告捷，孝宗大喜过望，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孝宗论功行赏，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邵宏渊因无战功，对李显忠起妒忌心。当金军向宿州反扑时，李要邵夹击金军，邵却按兵不动。金军攻至宿州城下，李全力抵抗，邵擅自撤退，迫使李率军败退。宋军在符离（今宿县符离集）被金军追及，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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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离战败使先前的大好形势发生剧变，孝宗动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同金议和。汤思退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割地求和，遭到抗战派官员强烈反对。孝宗任命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张浚回到江淮整军备战，迫使金军撤退。汤思退指使党羽攻击张浚，孝宗再次动摇，罢免了张浚。汤思退下令解散万弩营，停造战船，拆除张浚修筑的防御工事，撤退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泗州（今江苏盱眙）宋军，并暗通消息，要金军南下胁迫议和。金军再度南下，连陷楚州、濠州、滁州等地。朝野舆论哗然，孝宗撤去汤思退职务。太学生七十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斩汤思退及求和使节王之望、尹穑三人。汤思退在去永州途中路过信州，获悉这一消息，心惊胆战，一命呜呼。然而孝宗并无意抗战，派使节到金营，承认金朝对商州、秦州的占领，之后又派使节渡过淮河向金朝求和。隆兴二年（1164年）的宋金和约规定：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确定的疆界，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各减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承认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为金的领土。这就是所谓“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休战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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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安于现状，起用主张抗战的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虞允文向孝宗推荐范成大出使金朝，向金方索取北宋皇帝陵寝之地，金方断然拒绝。宋孝宗要虞允文积极策划北伐，后因虞允文病死，北伐计划中途夭折。此后宋孝宗虽然在整军和理财方面有所建树，但积重难返，难以有所作为，在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后，传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孝宗死后，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tuō）胄共同策划，请太皇太后（孝宗母）下诏，迫使患精神病的光宗退位，立其次子赵扩为帝（即宋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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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1152—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娶宋高宗皇后之妹，他以恩荫人仕，宋孝宗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宁宗即位后，他把赵汝愚逐出朝廷，从此掌握朝廷军政大权十三年，由枢密都承旨步步高升，成为太师、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之上。韩侂胄在宁宗的支持下，继孝宗给岳飞加谥号武穆之后，追封岳飞为鄂王，并削去秦桧的王爵，把他的谥号改为缪丑，在声讨秦桧的制词中指出：“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成为大快人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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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发动了著名的“开禧北伐”。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在准备不充分的基础上命军队渡淮北伐，镇守四川的吴曦在此时叛宋降金，使金军无西顾之忧，集中优势兵力于两淮，宋军连战连败，金军反守为攻，淮西全被金军攻占。督视江淮兵马丘崇与金军秘密和谈，金方提出宋称臣、割地、杀韩等条件，暂时停战。当韩侂胃筹画再次出兵时，礼部侍郎史弥远（史浩之子）与宁宗皇后杨氏、后兄杨次山合谋，突然袭击，杀死韩侂胄，把他的头颅送到金朝，签订和约，全部接受金方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这种无耻行径引起舆论界极大反响，太学生作诗讽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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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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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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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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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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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于宋更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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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1．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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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汉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已呈现上升趋势。昔日地旷人稀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从永嘉之乱、十六国到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北方移民的南下为扩大江南的耕地面积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湖泊纵横的自然条件为扩大耕地提供了来源。陂、塘、渠、堰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迈进。隋唐时期继承南朝以来的发展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成为重要农业生产区域。唐朝后期，当时人已说：“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可见这一带已成为粮食生产基地。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开发与进展，江南的吴越尤其如此，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显著的发展。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已成定局。到了南宋，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苏湖熟，天下足”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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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湖熟，天下足”，几乎是南宋人士的普遍共识，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这一经济现象。范成大《吴郡志》说：民间谚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陆游《渭南文集》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高斯得《耻堂存稿》说得更为清楚而深刻：两浙一带高产区，“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显然这与人口增加、集约化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H.Perkins）所写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结论之一是：人类农业史是一个从粗放走向集约的过程，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便是一个因人口因素而集约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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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他们与南方人民一起，共同促进经济重心的南移。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是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两次南迁高潮之后的第三次高潮。靖康之乱对黄河中下游造成了惨重的破坏，北方人民自发地向秦岭一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迁移。南宋政府也多次号召北方人民南下，加以安置。据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靖康之乱后出现第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仅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已有移民及其后裔约581.2万，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即1141年前）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南方。如此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对南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南方开发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较前加快，与北方因战争破坏、人口减少而经济发展缓慢，形成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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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于江南的南宋，为了维持与北方的金朝对峙的局面，必须致力于农业资源的开发，以及农业技术的提高，因此劝农政策便成为当务之急，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从朝廷到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总结、推广与指导，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刊印农书与劝农文的热潮。当时印刷出版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唐韩鄂的《四时纂要》，编纂了反映当时农业生产新水平的农书，其中陈旉《农书》与楼《耕织图诗》至今仍有流传，曾安止《禾谱》、曾之谨《农器谱》等均已失传，仅在王祯《农书》中保留了一小部分。与农书大量刊印相配合的是地方官颁发的以宣传农业科技为宗旨的劝农文。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为南康军所写劝农文，宣传秋收后应犁田翻土，越冬后再犁耙平细，以及稻秧长高后耘草与靠田（排水晒田）的重要性。又如黄震在咸淳九年（1273年）为抚州写的劝农文，着重介绍水稻高产区的经验：田须秋耕春耙，并勤于灌溉排水，要求抚州农民改变“耙轻无力”及“一切靠天”的旧习俗。显然，农书与劝农文旨在提倡精耕细作、集约化经营，南宋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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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发展也显出同样的势头。南宋在苏州、杭州、成都设置了织锦院（官营丝织机构），各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所生产的丝织品十分精美。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缎、纱绢等，吴兴（湖州）的樗蒲绫，武康与安吉的绢，安吉和纱，武康的鹅脂绵，均属上品，嘉善魏塘宓家所织画绢，远近闻名。与丝织业中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同时，浙江的龙泉、江西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远销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