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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的发展也显出同样的势头。南宋在苏州、杭州、成都设置了织锦院（官营丝织机构），各有织机数百架、工匠数千人，所生产的丝织品十分精美。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缎、纱绢等，吴兴（湖州）的樗蒲绫，武康与安吉的绢，安吉和纱，武康的鹅脂绵，均属上品，嘉善魏塘宓家所织画绢，远近闻名。与丝织业中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同时，浙江的龙泉、江西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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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方沦陷，对外交往必须通过海道，因此泉州、广州、明州迅速发展，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南宋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在位的晚期，市舶司的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一倍，约占南宋政府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已超过了北宋，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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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丝绸成为外商争购的商品，而且因为南宋政府为了防止钱币外流，明令以绢帛、锦绮、瓷器等物交换外国舶来品，丝绸实际上就等于收买外国商品的货币（一般等价物）。据《诸蕃志》记载，由海路传往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细兰国（斯里兰卡）、故临国（印度奎隆）、层拔国（桑给巴尔）等地的丝绸有：绢扇、绢伞、生丝、锦绫、皂绫、白绢、五色绢、丝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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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来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这些国家的商人每年夏至以后乘海船前来，抵达南宋各贸易港口，十月以后陆续启程回国。南宋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达二十多个，大抵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由广州、泉州出发，在苏门答腊贸易并过冬，然后再横渡印度洋，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航行到中国，要经过两个转运中心：一个是印度的港口故临（印度奎隆），另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苏门答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使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依然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在这种交流中保留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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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是当时世界之冠的大都市，西方学者把它看作9世纪至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都市革命的标志。一般著作都说，杭州在北宋时不过是一个39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南宋初年皇室与中央政府迁至此地，人口一下暴增至124万，规模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开封。需要说明的是：（一）上述统计数字是南宋咸淳间临安（杭州）府所属九县的户籍人口，即主客户共39.1万多户，124万多口；至于临安（杭州）城即钱塘、仁和两县主客户共18.6万多户，43.2万多口，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二）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指出，宋朝的“口”是男丁数，每户平均以五人计，附郭的钱塘、仁和二县，即杭州城的人口约90多万，如果把驻扎的军队及其家属20多万统计在内，杭州城的总人口当在120万左右。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推定南宋的杭州（城）有150万人口，其中城内90万、城外60万。具体化为：城内有皇族、官户、吏户、僧道户、军户、绅衿、工商经营者等74万人，工商业及杂业劳动者16万人；城外有军户、农户、官户、吏户、僧道户48万人，以及职业人口（包括工匠、商业与运输业劳动者、蔬菜专业农户）12万。由此可见，杭州全城的人口已超过100万是不成问题的。它不仅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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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即大内）建在凤凰山东麓的案山（即吴山），号称周围九里，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从大内和宁门往北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御街。御街与东西向的荐桥街、三桥街相交，与后市街平行，东面又有贯穿全城的市河（小河）、盐桥运河（大河），因此御街就成为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御街两侧的街面全是商店以及称为“行”、“市”的商业机构，正如《梦粱录》所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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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杭州）城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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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街南段的街市，以大内宫廷与中央官署为供应对象。御街中段（从朝天门到寿安坊〔俗称官巷〕）是街市最繁华的处所，据《都城纪胜》说：“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攘。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御街中段酒楼茶坊云集，“市”、“行”、“团”等商业组织众多，有珠子市、花市、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间楼至官巷口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是南宋新设的交易所，与北宋东京的金银帛交易所有所不同。所谓盐钞引是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之类管制商品的证券，持有证券的商人到这里开设的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进行交易，这些交易铺门口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称为看垛钱），交易后，到官府的榷货务清算钞引。御街南段（修文坊、义和坊至观桥）的街市，稍逊于中段、南段，但众安桥的下瓦子（俗称北瓦子）是全城最大的瓦子，周围的商业十分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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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8日杭州涌金路、定安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场地，出土了南宋金铤32件、金牌3件。据文博工作者考定，确认是南宋时期的黄金货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表示，这次发现将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黄金在南宋时已作为货币流通于世。这些金铤、金牌制作规范，金铤为一两（约合今4克），金牌为一钱（约合今0.4克），两者保持10：1的兑换关系。这批金铤、金牌两面都刻有文字，分别表示铸匠、金银铺、成色以及信誉担保。隆兴二年（1164年）杭州官价：每一钱金兑换三贯铜钱。这些金铤、金牌并非宫内的“赏赐钱”，而是民间自由流通、兑换的货币。这次发现，以实物印证了《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关于南宋黄金货币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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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市河、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与江南运河相连接，成为水上交通线与商品集散地，因此沿河近桥的街市也是一大特色。当时民间谚语把“杭州之日用”概括为“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或曰“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都以这些沿河近桥街市为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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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城的杭州，定居人口已超过百万，流动人口更多，服务性行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酒楼、茶坊、瓦子鳞次栉比，林林总总。酒楼中少数是官酒库开设的酒楼，如丰乐酒、和乐楼、春风楼、太和楼；多数是私营酒楼（称为市楼），如武林园、嘉庆楼、聚景楼、花月楼、双凤楼、赏心楼、月新楼等。大酒楼门前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门口有绯绿帘幕和巾金红纱灯笼。夜市尤为热闹，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茶坊四壁张挂字画、安设花架，供应香茗，冬天又有七宝擂茶、葱茶、盐豉汤，夏天则有冷饮——雪泡梅花酒、缩脾饮、暑药冰水。这是借饮茶品茗之机进行社会交际的公共场所。另有所谓“花茶坊”，带有歌馆（妓馆）性质，正如《武林旧事》所说：“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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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子，又名瓦肆、瓦舍，是娱乐场所。据《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城内外共有瓦子二十三处，城内有五处，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百戏演出场地）十三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戏剧、相扑、傀儡戏（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水鬼傀儡等）、说唱、说诨话和学乡谈（类似相声、滑稽）、皮影戏、棍棒、教飞禽等，昼夜不息地演出，观众多时达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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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城西南的西湖风景区，更使杭州博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东京开封。时人林升《题临安邸》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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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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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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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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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2．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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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朱熹一生坎坷，十四岁丧父，仕途也不顺利，先后做地方官五任，最荣耀时任宁宗皇帝侍讲，不过四十六天而已。加在一起，为官仅九年，其余时间多在书院讲学。他的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完成儒学的复兴，使儒学的更新运动在学术上作出总结，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孔、孟以后综合了新儒学思想，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西方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 · 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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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秦灭亡以后，《乐经》佚失，“五经”成为汉唐经学的主体。朱熹对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以“五经”为主体的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体系，并把重心从“五经”转移到“四书”。在朱熹看来，儒家道统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相传，因而《论语》、《大学》、《中唐》、《孟子》组成的“四书”理所当然地成为经学的主体。朱熹的创造性正在于此，称为“儒学复兴”，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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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论，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张载则从《易经》出发，解释宇宙万事万物都由“气”聚合而成，而万事万物的形成规律便是所谓“理”（即道）。程颢、程颐兄弟进一步指出，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朱熹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万物的形成依赖于“气”，“气”是“理”的表现。气的流动形成阳气，凝聚形成阴气，“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这方面的问答，既抽象又不乏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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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为朱熹对镜写真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