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6658
御街南段的街市，以大内宫廷与中央官署为供应对象。御街中段（从朝天门到寿安坊〔俗称官巷〕）是街市最繁华的处所，据《都城纪胜》说：“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攘。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御街中段酒楼茶坊云集，“市”、“行”、“团”等商业组织众多，有珠子市、花市、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间楼至官巷口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是南宋新设的交易所，与北宋东京的金银帛交易所有所不同。所谓盐钞引是官府发给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之类管制商品的证券，持有证券的商人到这里开设的一百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进行交易，这些交易铺门口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称为看垛钱），交易后，到官府的榷货务清算钞引。御街南段（修文坊、义和坊至观桥）的街市，稍逊于中段、南段，但众安桥的下瓦子（俗称北瓦子）是全城最大的瓦子，周围的商业十分兴旺。
1707046659
1707046660
1999年7月8日杭州涌金路、定安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场地，出土了南宋金铤32件、金牌3件。据文博工作者考定，确认是南宋时期的黄金货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表示，这次发现将使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黄金在南宋时已作为货币流通于世。这些金铤、金牌制作规范，金铤为一两（约合今4克），金牌为一钱（约合今0.4克），两者保持10：1的兑换关系。这批金铤、金牌两面都刻有文字，分别表示铸匠、金银铺、成色以及信誉担保。隆兴二年（1164年）杭州官价：每一钱金兑换三贯铜钱。这些金铤、金牌并非宫内的“赏赐钱”，而是民间自由流通、兑换的货币。这次发现，以实物印证了《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关于南宋黄金货币的记载。
1707046661
1707046662
城内的市河、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与江南运河相连接，成为水上交通线与商品集散地，因此沿河近桥的街市也是一大特色。当时民间谚语把“杭州之日用”概括为“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或曰“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都以这些沿河近桥街市为集散地。
1707046663
1707046664
作为都城的杭州，定居人口已超过百万，流动人口更多，服务性行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酒楼、茶坊、瓦子鳞次栉比，林林总总。酒楼中少数是官酒库开设的酒楼，如丰乐酒、和乐楼、春风楼、太和楼；多数是私营酒楼（称为市楼），如武林园、嘉庆楼、聚景楼、花月楼、双凤楼、赏心楼、月新楼等。大酒楼门前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门口有绯绿帘幕和巾金红纱灯笼。夜市尤为热闹，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茶坊四壁张挂字画、安设花架，供应香茗，冬天又有七宝擂茶、葱茶、盐豉汤，夏天则有冷饮——雪泡梅花酒、缩脾饮、暑药冰水。这是借饮茶品茗之机进行社会交际的公共场所。另有所谓“花茶坊”，带有歌馆（妓馆）性质，正如《武林旧事》所说：“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
1707046665
1707046666
瓦子，又名瓦肆、瓦舍，是娱乐场所。据《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城内外共有瓦子二十三处，城内有五处，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百戏演出场地）十三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戏剧、相扑、傀儡戏（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水鬼傀儡等）、说唱、说诨话和学乡谈（类似相声、滑稽）、皮影戏、棍棒、教飞禽等，昼夜不息地演出，观众多时达千余人。
1707046667
1707046668
杭城西南的西湖风景区，更使杭州博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东京开封。时人林升《题临安邸》诗曰：
1707046669
1707046670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1707046671
1707046672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1707046673
1707046674
1707046675
1707046676
1707046677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60]
1707046678
国史概要（第四版） 72．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
1707046679
1707046680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朱熹一生坎坷，十四岁丧父，仕途也不顺利，先后做地方官五任，最荣耀时任宁宗皇帝侍讲，不过四十六天而已。加在一起，为官仅九年，其余时间多在书院讲学。他的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著书讲学，完成儒学的复兴，使儒学的更新运动在学术上作出总结，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孟以来中国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孔、孟以后综合了新儒学思想，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西方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 · 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1707046681
1707046682
如所周知，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秦灭亡以后，《乐经》佚失，“五经”成为汉唐经学的主体。朱熹对经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以“五经”为主体的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体系，并把重心从“五经”转移到“四书”。在朱熹看来，儒家道统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相传，因而《论语》、《大学》、《中唐》、《孟子》组成的“四书”理所当然地成为经学的主体。朱熹的创造性正在于此，称为“儒学复兴”，原因也在于此。
1707046683
1707046684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论，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张载则从《易经》出发，解释宇宙万事万物都由“气”聚合而成，而万事万物的形成规律便是所谓“理”（即道）。程颢、程颐兄弟进一步指出，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朱熹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万物的形成依赖于“气”，“气”是“理”的表现。气的流动形成阳气，凝聚形成阴气，“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事物出来”。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这方面的问答，既抽象又不乏兴味。
1707046685
1707046686
1707046687
1707046688
1707046689
相传为朱熹对镜写真的自画像
1707046690
1707046691
其一，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1707046692
1707046693
其二，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1707046694
1707046695
当学生问他究竟是否理在先、气在后时，他又认为不应该如此简单化理解。
1707046696
1707046697
其三，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1707046698
1707046699
其四，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1707046700
1707046701
其五，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1707046702
1707046703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问奥妙无穷，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家据此断定他是主张意识先于物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实在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冯友兰说：“朱子之学，尚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实进于现在所谓之新实在主义。”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朱熹有渊博的学识与精密的分析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创见，例如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为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朱子语类》中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有如此学养的朱熹，绝非冬烘先生，气与理的关系，必须从另一层面上给予合理的解释。
1707046704
1707046705
陈荣捷在《朱学论集》中指出：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与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学说，是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1707046706
1707046707
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董仲舒那种近乎神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朱熹的发挥，才理论化、具体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