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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万物之理总名否？”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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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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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问他究竟是否理在先、气在后时，他又认为不应该如此简单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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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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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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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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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问奥妙无穷，以往的中国哲学史家据此断定他是主张意识先于物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实在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冯友兰说：“朱子之学，尚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实进于现在所谓之新实在主义。”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朱熹有渊博的学识与精密的分析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创见，例如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为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朱子语类》中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有如此学养的朱熹，绝非冬烘先生，气与理的关系，必须从另一层面上给予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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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在《朱学论集》中指出：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与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学说，是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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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董仲舒那种近乎神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朱熹的发挥，才理论化、具体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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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重视理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例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经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如此等等。这就是正心、诚意、修身，否则就谈不上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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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熹学派在当时被诬为“伪学”，遭到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向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在以往的历史上屡有所见，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有绍兴年间的程学之禁，那是一个官僚对程颐的弟子有意见，上疏声称程学“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请加禁止，高宗采纳了。后来又有阿附秦桧的官僚攻击反对和议的程学、洛学，说是“专门曲学”，应“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学派之争或学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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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熹学派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从“修政事，攘夷狄”的观点出发，在淳熙年间对孝宗即位以来的腐败政治给予抨击，希望有所转变，为“复中原灭仇虏”奠定基础。他在出任地方官时，在权力所及范围作了种种努力，他连上六章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便是突出一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朱熹此举得罪了王淮，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朱熹的为政之道无隙可乘，郑丙便选择了他的道学（即理学）作为突破口，上疏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之名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而贻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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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即位后，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为侍讲，朱熹对宁宗提醒防止左右大臣窃权。韩侂胄由此怀恨，先是把朱熹排挤出宫，又以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两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就把道学称为伪学。朝廷大臣惮于清议，不敢显斥朱熹，韩侂胃不满，任命亲信沈继祖为监察御史，罗织朱熹的“罪状”（如霸占友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等），使朱熹罢官而去。从此以后，朝中攻击朱熹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上表认罪，违心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他的不少门生朋友惶惶然不可终日，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结果牵连了所谓“伪学逆党”五十九人。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政府还提心吊胆地视朱熹为大敌，预防门人吊丧时会聚，唯恐他们“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一代大师竟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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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有补治道”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正统学说，流传数百年而不衰。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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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同时代的浙东学派有着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学术上，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適等人，被称为浙东学派。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到舆地边疆、农田水利等，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理气之类的抽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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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適（1150—1223年）在《习学纪言》中对董仲舒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表示不同的见解，说此话“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反思，贯穿了“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鲜明地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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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1143—1194年）于乾道五年（1169年）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对南渡后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的局面，极为不满，建议迁都建康（南京），驻重兵于荆襄，力图恢复。他认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与朱熹那种不内修政事以固邦本，则恢复无望的估计相比，要乐观得多，积极得多。淳熙九年（1182年）他去婺州、衢州访问朱熹。此后几年中他与朱熹书信往返，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他批评一些儒士以“义”和“王道”相标榜，而把汉唐时代的成功归之于“利”和“霸道”，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很欣赏“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而不赞成单纯的儒家王道主义。这场“王霸义利之辨”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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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十二、元——蒙古建立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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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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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支蒙兀室韦部，蒙兀即蒙古的异译。唐末，蒙古一部迁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进入草原后，蒙古由原先的森林狩猎发展为放牧牲畜，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社会经济获得明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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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至12世纪时，大漠南北草原上，分布着许多游牧部落：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里乞部、弘吉剌部、汪古部。在诸部为了掠夺人口、牲畜和扩大地域的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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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1162—1227年），姓孛儿只斤，其父也速该有“勇士”（蒙语为拔阿秃儿）之称，在与塔塔儿部的战争中，儿子降生，便以俘虏的塔塔儿首领铁木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成年的铁木真借助札木合的力量聚集蒙古部众，建立自己的斡耳朵（即《辽史》所谓斡鲁朵，意即行帐、行宫），约在12世纪80年代，自称为汗。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铁木真在克烈部支持下打败蔑里乞部，又消灭了蒙古部内部的对手，以后陆续降服了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完成了漠北草原的统一，从此就统称草原各部为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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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最高部族会议——忽里台大会，树起九旒白旗，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经过十多年的征战，终于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它的国号蒙古语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即“大蒙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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