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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在《朱学论集》中指出：理必须用以阐释事物之本质与普遍性，理为形而上，为一，为永恒与不变，为一致，为事物本质之构成，为不灭。气则必须用以阐释形而下，个别性，以及事物之变化，气为器，为多，为暂时与多变，与众殊，为事物结构之构成，为可灭。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朱子的理气学说，是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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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董仲舒那种近乎神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朱熹的发挥，才理论化、具体化、通俗化。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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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重视理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例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经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如此等等。这就是正心、诚意、修身，否则就谈不上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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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熹学派在当时被诬为“伪学”，遭到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向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手段，在以往的历史上屡有所见，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有绍兴年间的程学之禁，那是一个官僚对程颐的弟子有意见，上疏声称程学“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请加禁止，高宗采纳了。后来又有阿附秦桧的官僚攻击反对和议的程学、洛学，说是“专门曲学”，应“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学派之争或学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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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熹学派的禁锢也是如此。朱熹从“修政事，攘夷狄”的观点出发，在淳熙年间对孝宗即位以来的腐败政治给予抨击，希望有所转变，为“复中原灭仇虏”奠定基础。他在出任地方官时，在权力所及范围作了种种努力，他连上六章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便是突出一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姻亲，朱熹此举得罪了王淮，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朱熹的为政之道无隙可乘，郑丙便选择了他的道学（即理学）作为突破口，上疏攻击朱熹说：“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之名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而贻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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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即位后，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为侍讲，朱熹对宁宗提醒防止左右大臣窃权。韩侂胄由此怀恨，先是把朱熹排挤出宫，又以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两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就把道学称为伪学。朝廷大臣惮于清议，不敢显斥朱熹，韩侂胃不满，任命亲信沈继祖为监察御史，罗织朱熹的“罪状”（如霸占友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妾等），使朱熹罢官而去。从此以后，朝中攻击朱熹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上表认罪，违心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他的不少门生朋友惶惶然不可终日，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结果牵连了所谓“伪学逆党”五十九人。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政府还提心吊胆地视朱熹为大敌，预防门人吊丧时会聚，唯恐他们“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一代大师竟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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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有补治道”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正统学说，流传数百年而不衰。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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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熹同时代的浙东学派有着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学术上，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適等人，被称为浙东学派。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到舆地边疆、农田水利等，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理气之类的抽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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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適（1150—1223年）在《习学纪言》中对董仲舒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确表示不同的见解，说此话“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反思，贯穿了“以利和义”、“利义合一”的思想，鲜明地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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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1143—1194年）于乾道五年（1169年）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对南渡后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的局面，极为不满，建议迁都建康（南京），驻重兵于荆襄，力图恢复。他认为“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虏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与朱熹那种不内修政事以固邦本，则恢复无望的估计相比，要乐观得多，积极得多。淳熙九年（1182年）他去婺州、衢州访问朱熹。此后几年中他与朱熹书信往返，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他批评一些儒士以“义”和“王道”相标榜，而把汉唐时代的成功归之于“利”和“霸道”，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很欣赏“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而不赞成单纯的儒家王道主义。这场“王霸义利之辨”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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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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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十二、元——蒙古建立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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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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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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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支蒙兀室韦部，蒙兀即蒙古的异译。唐末，蒙古一部迁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进入草原后，蒙古由原先的森林狩猎发展为放牧牲畜，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日益密切，社会经济获得明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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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至12世纪时，大漠南北草原上，分布着许多游牧部落：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里乞部、弘吉剌部、汪古部。在诸部为了掠夺人口、牲畜和扩大地域的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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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1162—1227年），姓孛儿只斤，其父也速该有“勇士”（蒙语为拔阿秃儿）之称，在与塔塔儿部的战争中，儿子降生，便以俘虏的塔塔儿首领铁木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成年的铁木真借助札木合的力量聚集蒙古部众，建立自己的斡耳朵（即《辽史》所谓斡鲁朵，意即行帐、行宫），约在12世纪80年代，自称为汗。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铁木真在克烈部支持下打败蔑里乞部，又消灭了蒙古部内部的对手，以后陆续降服了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完成了漠北草原的统一，从此就统称草原各部为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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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最高部族会议——忽里台大会，树起九旒白旗，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被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经过十多年的征战，终于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它的国号蒙古语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即“大蒙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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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天才，他把整个蒙古社会全盘军事化，并且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系列征服战争。他把目光瞄准了南面的中原王朝，首当其冲的是西夏。在初战告捷后，于1209年大举入侵，决黄河堤岸水淹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迫使西夏求和。第二个目标是金朝。蒙古原先臣服于金，成吉思汗即位后仍向金称臣纳贡，当成吉思汗看到庸懦的卫绍王即帝位后，便断绝了原来的臣服关系，于1211年率军大举攻金，夺取五十多州县，逼近其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军虽有“震天雷”、“飞火枪”等新式武器，但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将领们毫无斗志，据守野狐岭的金军号称四十万，一触即溃，在浍河堡战役、缙山战役中，金军精锐主力被全歼。金朝不得不送公主及童男童女，外加马匹、金银、绸缎，乞求和平。1214年心有余悸的金宣宗为了避免后患，从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借口金宣宗对他抱怀疑态度，于1215年发兵占领中都。此后金的领土大大缩小，黄河以北之地几乎全为蒙古所有，灭金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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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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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成吉思汗突然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西方，形势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率偏师去对付金朝，自己集中主力准备西征，在灭亡了西辽后，便把矛头直指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摩诃末国王统治下的花剌子模是一个不稳定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战争一开始摩诃末便率先逃跑，在强大的蒙古军队凌厉的攻势下，缺乏统一指挥的孤城，被各个击破，花剌子模的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旧都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乌尔根奇）都被蒙古军队攻占。成吉思汗指挥下的蒙古军队横扫中亚细亚至波斯、印度的广大领域，于1224年启程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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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年成吉思汗回到漠北，见西夏不屈从于他，决定一举灭亡它。这时的西夏早已由盛转衰，面临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皇室内部一再出现争夺皇位的事件，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局面，时而附金抗蒙，时而降蒙侵金，终于和金朝一起被蒙古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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