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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了胡惟庸。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但受“胡党”罪名牵连的功臣们却是无辜的。随着胡惟庸罪状的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又到“私通蒙古”，到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又定胡惟庸串通李善长谋反罪，朱元璋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于是找到借口，把淮西集团一网打尽。李善长其时已七十七岁，一门七十余人被杀。一年后有人上书为其申冤，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为勋臣第一，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善长年迈，根本无此精力，何苦如此？朱元璋无话可驳，可见是枉杀。至于叶昇、宋濂之受牵连，更是如此。朱元璋下令肃清逆党，坐诛者三万余人，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数年未清。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持怀疑态度，王世贞说得较为含蓄，谈迁说得很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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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写于1934年的《胡惟庸党案考》深刻地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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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多次立功，升为大将军，进封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自恣，家中多畜庄奴、义子，霸占民田，擅自驱逐前来按问的御史，并在军队中按己意进退将校，引起朱元璋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出面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去参加籍田礼仪时起事，这当然是捕风捉影之说。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者一万五千多人。朱元璋下诏公布了《逆臣录》，列名其中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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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蓝两人固然咎由自取，但牵连之广令人震惊，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既反映了新王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也反映了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疑忌。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早就预感到朱元璋疑忌功臣，于洪武二年请老归山，顾虑到日后父子（朱同）不能老死林下，请朱元璋赐给他们“免死券”。朱升以七十二岁而善终，其子朱同还是死在朱元璋手下——赐自缢。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洪武十八年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使臣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洪武十九年，汤和获悉朱元璋“不愿诸将久典兵”，主动交出兵权，向他请长假：“犬马齿长，愿得归故乡，营骸骨之墟。”朱元璋大悦，赏给钱钞，让汤和告老还乡。一个游方僧出身的人当了皇帝，权力欲如此强烈，大张旗鼓地杀戮功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此人的心态值得细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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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功臣的根本起因是排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洪武十三年杀了胡惟庸，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的动机暴露无遗：“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左右丞相寻找借口，其实要害不在设丞相“不旋踵而亡”，也不在“专权乱政”，而是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太大，分割并削弱了皇权。为了强化皇权，朱元璋变更旧制，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其实是由皇帝兼丞相，大权独揽。这不仅是变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是变更了由秦创始经唐、宋完备化的丞相制度，形成空前的君主专制体制。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繁忙的皇帝，以洪武十七年九月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要批阅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多件。他曾对侍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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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兼行丞相职权，毕竟难以持久，他的继承人明成祖朱棣不敢违背祖训（毋得议置丞相），却作了一些变通，把朱元璋时期备顾问的殿阁大学士选拔入值文渊阁，在皇帝授意下参与机务、批答奏章，从而确立了明朝通行二百多年的内阁制度。当然这时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关白”；其后内阁制度不断完善，阁臣裁决机宜、票拟谕旨，俨然汉唐宰相，只是没有相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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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特务政治，也是朱元璋强化皇权的一大创举。在监察机关都察院以外，设立了检校、锦衣卫，承担着监视官吏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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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专作告发他人的勾当。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连开国元勋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因为检校无孔不入，到处刺探，一举一动都报告皇帝。吴晗《朱元璋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被征去编《孟子节文》的钱宰，写打油诗发牢骚：“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得知此事，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吓得钱宰出了一身冷汗，连连磕头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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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发后，权力争夺激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新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权力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指挥。锦衣卫所设监狱，称为“诏狱”，意即由皇帝批准逮捕入狱。《明史 · 刑法志》说：“明锦衣卫狱……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诏，所诛杀为多。”处理胡蓝党案，锦衣卫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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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葬在南京城外钟山，这就是有名的明孝陵。他在遗诏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颇有一点自知之明，他确实“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但不能“好善恶恶”，过分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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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1．朱棣与“靖难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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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法定接班人死了，由谁来继承皇位？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欣赏四子燕王朱棣，因为性格脾气作风都与他酷似，想立他为皇储。翰林学士刘三吾期期以为不可，理由很简单：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置于何地？他建议立朱标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那样的话，“四海归心，皇上无忧”。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可以服众；“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儿做皇帝吗？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在二哥秦王、三哥晋王相继死去后，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个皇帝，年号建文。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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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机敏过人的朱元璋是有所预料的，事先留下遗诏，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灵，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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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快到淮安时，建文帝派人带来先帝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只得悻悻然退回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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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传闻，朱元璋甚至考虑到一旦发生宫廷政变，预先给皇太孙留下锦囊妙计，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去世前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里面有三张度牒（和尚的证件），以及袈裟、僧帽、僧鞋、剃刀、银元宝等物，要建文君臣化装成和尚潜逃出宫。还有如何脱身的预案：朱允坟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朱元璋的这种预感，出于对四子朱棣的了解，他与皇太孙的较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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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孙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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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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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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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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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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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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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人们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谋反。”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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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受到株连而死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1585年），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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