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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孙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他向太常卿黄子澄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黄子澄援引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典故，示意削藩——削夺藩王的权力。即位以后，在齐泰、黄子澄的辅佐下，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他在“削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世时，朱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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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指责奸臣齐泰、黄子澄等，“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枝叶”，发兵南下，夺取久已觊觎的皇位。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汉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朱棣成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年号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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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制造舆论，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与此同时，对主张“削藩”，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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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初年，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大屠杀的一幕，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森分析道，朱棣篡位成功，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没有必要为建文报仇，非口诛笔伐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对建文旧臣不予追究，未必会有什么后患。即使要杀几个建文亲信，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因为篡位心虚，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在这点上，他深得乃父“以重典驭臣下”的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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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孝孺的惩处，最为典型地暴露朱棣的心虚。攻占南京，进入紫禁城后，他当即召见被谋士僧道衍誉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希望由他来起草“即位诏书”。这份“即位诏书”，如果由建文旧臣、德高望重的方孝孺起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洗刷篡逆的恶名。方孝孺这个“读书种子”偏偏不领情，宁折不弯，不为所动。他披麻戴孝来到宫中，为建文帝号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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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有些尴尬，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追问：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回答：国家仰赖年长的国君。方孝孺紧追不舍：为何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被追问得理屈词穷，从座位上走下来，好言相劝：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不必过于操心，即位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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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在威胁利诱之下屈服了吗？当人们看到他拿起笔往纸上落下时，以为他要起草“即位诏书”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看。方孝孺从容不迫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燕贼谋反。”把笔一丢，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决不起草！朱棣威胁道：难道你想快点死？难道不顾虑株连九族？方孝孺应声答道：即使株连十族，也奈何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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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恼羞成怒，下令武士把他的嘴割破，使他无法讲话，关进监狱。然后四处逮捕他的亲族、朋友、门生，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处死。历史上的株连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株连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是朱棣的一大发明。受到株连而死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万历十三年（1585年），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竟然有一千三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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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本人被押往聚宝门外，凌迟处死，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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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铉之死比方孝孺更为惨烈。兵部尚书铁铉率军死守济南，给燕王军队沉重打击。兵败后被俘，押解到宫中，不愿正面向朱棣称臣，背身而立，正气凛然。朱棣下令割去他的耳朵、鼻子，继而下令割他的肉，塞入他的口中，问道：甜不甜？铁铉傲然回答：忠臣孝子的肉，当然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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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无计可施，下令当场凌迟处死。在行刑过程中，铁铉始终骂声不绝。朱棣命令武士扛来一口大锅炉，把铁铉的尸体投入翻滚的沸油中，然后把尸体捞出，让他面向朱棣站立，竟然办不到。朱棣大怒，命令太监用铁棒挟持，使他面孔朝北。朱棣笑道：你今天也不得不朝见我了。话音未落，尸体身上的沸油突然飞溅，太监吓得弃棒而逃，尸体仍然反背如故。野史传闻如此活灵活现，令人惊叹不已。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发配教坊司为娼。杨氏病死，女儿始终不肯受辱，赋诗明志：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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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叫做“瓜蔓抄”。景清是个奇人，《明史》说他“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建文初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燕王与他交谈，言论明晰，大为赞赏。不久，被召回都察院。南京陷落后，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得以留任原官。此举颇受建文旧臣的非议，其实错怪了他。原来他想潜伏下来，乘机行刺朱棣。此事的案发，据《明史》所说，颇有一点戏剧色彩。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上朝时，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神色异常，马上命人对他搜身，果然查获随身携带的凶器。景清奋起喊道：“欲为故主报仇！”当然，仇来不及报，就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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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清死得很惨，斩首后，还要剥皮。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典驭臣下”，搞了不少酷刑：刷洗、秤杆、抽肠、剥皮，听起来都汗毛凛凛。官吏贪赃银子六十两以上，先斩首，后剥皮。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剥下的皮囊塞进稻草，吊在旗杆上示众。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无巧不成书，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状如扑击，朱棣大吃一惊，下令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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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朱棣午睡，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惊叹：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下令诛杀他的九族以及乡亲，一共株连了几百人。他的乡亲全部被杀，村庄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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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蔓抄”并非孤立的事例。大理寺少卿胡闰，与齐泰、黄子澄昼夜策划军事，南京陷落后，不肯归附朱棣，与儿子一起被处死。他的家乡江西饶州城西硕辅坊，乡亲二百十七人被牵连处死。吕毖《明朝小史》描写那里的惨状：“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御史高翔颇有军事才干，朱棣闻名召见，高翔却穿了丧服前来，出言不逊。结果，除了本人处死，株连亲族之外，朱棣还搞了一点新花样。《明朝小史》写道：“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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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晚年意识到“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告诫他的继承者：“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有鉴于此，他取消了锦衣卫诏狱。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把它恢复了。正如孟森所说，锦衣卫诏狱是“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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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史 · 刑法志》说：“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朱棣在北平时，为了刺探南京情报，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从此厂卫横行，流毒无穷。《明史 · 刑法志》还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毫无疑问，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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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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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2．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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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明史》说他“智勇有大略”,“智虑绝人，酷类先帝”。他在位二十二年中，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防范和解决残元势力上，为此逐渐把政治、军事中心由南方移向北方，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他先后七次率师出塞，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最后一次亲征班师之际，在途中病死，年六十五岁。由于他的努力，出现了“永乐之治”，是15世纪初明朝经济、文化趋向繁荣，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辉煌时期。郑和下西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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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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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元年（1403年）起，明成祖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这一年六月派使臣到安南、罗等国访问；八月派使臣到高丽、占城、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剌等国访问；九月派使臣到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琐里、柯枝等国访问。他对主管外事的礼部大臣们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易者，悉听其便……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化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表明他要遵循太祖奠定的外交方针。太祖把高丽、日本、琉球、真腊、安南、占城、暹罗、三佛齐、爪哇、百花、彭亨、苏门答剌、渤泥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道：“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成祖遵循这一祖训，对大臣们强调：“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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