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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元年（1403年）起，明成祖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这一年六月派使臣到安南、罗等国访问；八月派使臣到高丽、占城、琉球真腊、爪哇、苏门答剌等国访问；九月派使臣到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琐里、柯枝等国访问。他对主管外事的礼部大臣们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易者，悉听其便……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化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表明他要遵循太祖奠定的外交方针。太祖把高丽、日本、琉球、真腊、安南、占城、暹罗、三佛齐、爪哇、百花、彭亨、苏门答剌、渤泥等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道：“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成祖遵循这一祖训，对大臣们强调：“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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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市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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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用明成祖的话来说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用《明史 · 郑和传》的话来说就是“示中国富强”，其政治目的是第一位的，即为了在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它既不是一次单纯的商业贸易活动，也不是一次征服性殖民活动（至于野史传闻，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毕竟过于离奇，令人难以置信）。因此郑和一行的访问受到普遍的欢迎。在占城，国王乘大象，其他酋长骑马，来到城郊迎接郑和，前后拥戴着一支五百人的队伍，有的拿着锋刃短枪，有的舞着皮牌，有的打着鼓、吹着椰壳筒，举行欢迎仪式。在榜葛剌，国王派大臣率几千人马到港口迎接，并陪到王宫。王宫门口站着仪仗队，有穿戴盔甲、手执兵器的士兵，还有一千多人的马队，殿前还有一支几百头象组成的象队。国王高坐在殿上，拿着银柱杖和金柱杖的大臣接引郑和等人徐徐入殿，双方互赠礼物后，国王设宴招待郑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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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人，回族。据近年来对《郑氏家谱》、《赛典赤家谱》的考证，专家们认为，郑和是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元史 · 赛典赤赡思丁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据精通阿拉伯文的专家训释:赛典赤意为“尊贵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别庵伯儿意为“领袖”，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美国《百科全书 · 郑和条》说：“郑和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的云南统辖的后代，并系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马姓来源于中文对穆罕默德的音译。”是言之有理的。在赛典赤的后裔中，马氏并不显眼。明军攻入云南后，郑和被俘，送入燕王府为太监，因参加“靖难之役”有功，被明成祖擢为内官监太监，并把马姓改为郑姓，别名三宝（三保），也称三宝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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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持续达二十八年之久。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分乘208艘船，由太仓刘家港（今浏河镇）出发；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第七次下西洋，27550人，分乘61艘船，由南京起航，经刘家港、福建长乐出发，于宣德八年（1433年）驰返刘家港。由于操劳过度，在从东非返航到印度古里时，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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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西洋，是指加里曼丹（婆罗洲）以西海域，正如《明史 · 婆罗传》所说:“婆罗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它的范围包括南中国海西部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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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随郑和出使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巩珍所撰《西洋番国志》的记录，郑和率领的船队在二十八年中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占城（越南南方）、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渤泥（文莱）、爪哇、旧港、苏门答剌、阿鲁、南渤里（以上五处均属今印度尼西亚）、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满剌加（马来西亚马六 甲）、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剌（孟加拉）、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以上四处均属今印度）、忽鲁谟斯（伊朗霍尔木兹）、剌撤（阿曼湾口）、阿丹（也门亚丁）、祖法儿（阿曼苏哈尔）、天方（沙特阿拉伯麦加）、卜剌哇（索马里布腊瓦）、竹步（索马里准博）、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肯尼亚马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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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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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每次远航都到过满剌加（马六甲）,它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咽喉，是郑和船队屯储物资、维修船只、候风待航的停泊基地。据《马来纪年》记载，明朝曾把公主嫁给满剌加苏丹。至今此地仍有三保山、三保井、三保祠、三保亭等古迹。苏门答剌（印尼苏门答腊）是郑和船队的转运中心，是从东南亚往南亚的前进基地。印尼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在《郑和》一文中指出：“印尼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古里（今印度科泽科特）也是郑和船队每次都到达的重要中转站，它是当时印度洋上的繁荣商港。郑和在此刻石立碑，上写：“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费信《星槎胜览》有诗:“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遗人不拾，家富自无欺。酋长施仁恕，人民重礼义。”郑和远航忽鲁谟斯前，特邀精通阿拉伯语的西安大清真寺掌教哈三同行。马欢《瀛涯胜览》对这个国际商业中心给予高度评价，有诗曰：“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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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郑和宝船大型的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型的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在没有机器动力的帆船时代，如此庞然大物是令人惊讶的。那种长四十四丈四尺（138米）、阔十八丈（56米）的大型宝船，据船舶专家计算，排水量约为140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这种远航巨舶的制造地在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始建于明初，到永乐时期因建造宝船下西洋，又称宝船厂。据专家在宝船厂遗址考察，该处存在建筑宝船的船坞。近年来探索郑和宝船之谜的各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制作成功接近当年郑和宝船原貌的模型。模型按大型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的百分之一比例制作。船首为虎头图案，两边雕绘白眉毛金龙与龙目各一；船尾装饰自上而下彩绘太极图、鹢鸟、旭日东升、海浪、吉祥如意。船面九桅十二帆，火炮十八门，甲板以上五层舱室，顶部设天妃宫，天妃宫前为点将台，两侧各竖旗杆一根，日挂旗，晚挂灯，作为航行测量天体和指挥标志。船上装备四只舵帽、四只小艇、一只大艇、十七部绞盘、四十台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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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宝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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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不仅留下了文字记录，而且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描述，绘制了航海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载于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地图二十幅。全图采用一字展开式，自右至左，首起南京龙江宝船厂，出长江口，向南沿江、浙、闽、粤沿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慢八撒（今蒙巴萨）、西亚的阿丹（今亚丁）、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据专家们的研究，航海图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绘制的，以明初的航海实践和历代海道图籍为依据，吸收域外（主要是阿拉伯）海道图的某些方面，综合而成。它对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都作了可靠记录，是中国第一部航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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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的创举，他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87年，比达 · 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航行菲律宾早116年。他的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在当时世界上罕见其匹：哥伦布的船队，仅88人分乘三艘帆船，最大的“圣玛利号”载重量只有250吨；达 · 伽马的船队也仅四艘三桅帆船，最大的“圣迦尔利尔号”载重量不过120吨。有鉴于此，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感慨系之地写道：在15世纪后期，这些中国船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处的统治者都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美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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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西洋的壮举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当时就有人对它的劳民伤财有所非议。焦竑《玉堂丛语》便是一例。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派太监到兵部搜索郑和下西洋留下的档案，“查西洋行程”，企图如法炮制。兵部郎中刘大夏抢先一步，把档案藏匿他处。兵部尚书项忠命保管档案的官员查了三天三夜，杳无影踪。刘大夏在旁微笑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项忠听了肃然起敬，向刘大夏作揖表示感谢。这一段掌故，以往学者很少注意，却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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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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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3．海上走私贸易与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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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时稍有松动，但依然视“海禁”为祖训。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所谓争贡事件，是嘉靖二年日本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特权，在宁波港发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正常的官方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便取而代之。当时走私贸易的对象以日本为主，向日本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物、陶瓷器、铁锅、水银、药材、书籍之类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得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嘉靖以前冒禁下海走私贸易的大都是沿海小民与商人，他们为谋生计，秘密与外商在海上交易。嘉靖以后走私规模扩大，一方面在闽浙大姓势家操纵下，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包庇窝藏，公然大张旗鼓地走私；另一方面海盗与沿海贫民结舶走私，与上层走私集团遥相呼应。那些大姓势家不但窝藏私货，掩护走私，而且坐索贿赂，要挟私商。私枭船主不堪受其勒索，起而报复，海上走私贸易逐渐与沿海寇乱混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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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问题。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来此查禁，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他认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乱源在于闽浙大姓通倭。所谓“衣冠之盗”就是沿海的大姓势家，他们一方面向走私商人筹借造船经商的资本，另一方面又提供自己的旗号供走私商船张挂，以逃避官府稽查。他捕办通倭富豪奸商，触犯了闽浙大姓，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攻击。朱纨不久便罢官回家，悲愤自杀。朱纨为官清正，死得有点冤，但他不明时势一味以禁绝为能事，正如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朱纨的失败，使东南海上走私贸易更趋猖獗。嘉靖二十八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仓皇申闻”。嘉靖三十一 年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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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某些史著对“倭寇”一词望文生义，以为是日本海盗的同义词，其实是一种误解，至少是过于表面化、简单化的解释。1994年版《日本史大事典》中说: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它们称为“倭寇”，它本身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是多样的，作为连续的历史事象的倭寇是不存在的。该书还指出，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的交通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所谓“嘉靖大倭寇”。这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的数量很少，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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