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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例子是福建漳州府的月港。由于海道交通方便，月港早在海禁时期已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许多人都从那里私自出洋前往吕宋（今菲律宾）诸岛进行贸易，月港因走私贸易而繁荣，号称“小苏杭”。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政府终于承认既成事实，把月港升格为海澄县的县治，次年（即隆庆元年）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由海防同知向商船征收引税及关税，使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指出：所谓东洋是以菲律宾群岛为中心的海洋，往返东洋的人多到菲律宾吕宋岛或其中的马尼拉港，他们运到马尼拉的货物以生丝和丝绸为主。当时在中国一担值一百两银子的湖丝（浙江湖州的生丝）运到马尼拉，至少可以卖到二百两银子。除了西班牙人，有时日本商人也到马尼拉采购湖丝，致使湖丝价格猛涨，每担高达五百两银子。由于国内和吕宋售价的悬殊，把生丝和丝绸运到那里卖的中国商人常常得到巨额利润。中国商人到马尼拉后在市东北部集中居住，形成一个贸易市场，西班牙商人称为生丝市场。马尼拉的生丝市场，小部分在当地销售或向日本输出，绝大部分都由大帆船——“丝船”运往美洲，于是形成了一条与往昔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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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府规定，凡华船下海通番，在出口前应先“请引”，缴纳名为引税的特许金，此外又征收三种具有关税性质的水饷、陆饷、加增饷。水饷相当于船钞，按船的大小征收；陆饷是货物进口税；加增饷是一种特加税，专向从菲律宾返回的船舶征收。据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漳州府海澄县每年的外贸税收迅猛增长：隆庆年间（1567—1572年）银三千两，万历初（1573年）银六千两，万历四年（1576年）银一万两，万历十一年银二万两，万历二十二年银二万九千两。万历二十二年的税收几乎等于二十年前的十倍。这是处理海外贸易成功的一例，与海禁时期相比，其利弊得失不言 而喻。中菲贸易的发展，双方各蒙其利。中国的手工业品及农产品在菲扩展销路的结果，使国内的工农业能够转变为“外向型”——为国外市场而生产，商人能够为对外贸易而服务，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从而有助于国内相对过剩人口的生计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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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4．商品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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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以引人注目的态势发展着，农家植棉、纺纱、织布或栽桑、养蚕、缫丝这种原先的农家副业，逐渐取代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家正业，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蚕桑压倒稻作的新趋势。这种经济的变化，为苏、松、嘉、湖地区市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市镇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首先是扩张式的农业发展，每个生产者的平均生产能力不变，由于人口和耕地的不断增长而使生产扩张;其后是农业的商业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建立;再往前一步便进入了工业化阶段。明中叶以后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正相当于上述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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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马桥出土的明代蓝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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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松江冈身以东地带已普遍种植棉花，上海县人顾或《竹枝词》说:“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就是生动的写照。其后，棉花种植逐渐向冈身以西推移。松江府属各县及苏州府属嘉定、太仓、昆山、常熟等县，都成了著名的产棉区，农家“多种木棉”，“专业纺织”，棉作的收入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变化对传统农业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农家的经济收益主要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 的棉花及其纺织品，这种产品只有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后，其收益才能在经济上获得实现。当时的地方志中说:“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都反映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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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植棉、纺纱、织布的收入是超过了纯农业经营的。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这与农家经营的商品化有很大的关系。农家把棉花纺成纱带往市镇出售，这种出卖棉纱的农家除将自种棉花纺成纱，还从市镇买回棉花从事加工，纺成纱再出卖，这在松江很普遍：“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不少农家纺纱后还织成布，再送到市镇上出售，通宵达旦，“率日成一匹”。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所产的优质棉布，如尤墩布、三梭布、标布、飞花布、紫花布，以及号称“苏布名重四方”的嘉定、常熟一带所产的药斑布、棋花布、斜纹布、缣丝布等，都出于农家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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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对以松江为中心的棉布输出作了说明，所产棉布有标布、中机、小布三种。上阔尖细者称标布，以出于三林塘镇为最精，周浦镇次之，县城更次，由陕西、山西商人及徽州商人（新安商人）运销至秦、晋、京、边诸路。较标布稍阔而长者称中机布，由徽商运销至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他说，明代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苏州府的嘉定、常熟所产棉布也很畅销，“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估计：清中期苏松地区年产棉布约4500万匹，其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总也有4000万匹。明朝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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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苏、松一带经济繁荣、规模宏大、商贾云集的市镇，大都以经销棉布为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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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又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优于远近闻名的尤墩布，时人有诗描绘棉布交易的兴旺:“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其自注云：“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所谓标行，即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所谓估客，即各地前来贩布的客商，他们挟带巨资来此购买棉布，使朱泾镇生意兴隆，可以与山东运河沿线的著名商业城市临清相媲美，故号称“小临清”。当地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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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镇——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成为 标布贸易中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每当棉布购销旺季，镇上“布肆黑夜燃灯为市”，一片兴旺景象。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即所谓标客）云集于此，“东市明纪场，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当时人的《衢歌》如此写道：“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此处所谓“两泾”即朱泾镇与枫泾镇，珠街阁即朱家角的雅称，“两泾不及珠街阁”，并非夸张之词，《松江府志》称它“商贾贸易甲于他镇”，是与事实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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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明中叶已成为棉布集散中心，“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从万历以来，罗店镇作为一个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商人，其繁华程度堪与邻近的南翔镇相媲美，因此当地人常说:“罗店素称饶富，有金罗店，银南翔之名。”全镇交易以棉花、棉布为大宗，经营花、布交易的牙行（花行、布行）遍布，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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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七宝镇、安亭镇、外冈镇、娄塘镇、钱门塘市、金泽镇、黄渡镇等也都是以棉布交易为主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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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府、嘉兴府及苏州府、杭州府一带是栽桑养蚕的传统地区。进入明朝以来，蚕桑业、丝织业不仅产量、品种有所增加，而且产地和从业人员范围也日趋扩大，农家经营的蚕桑压倒粮食种植，蚕丝之丰歉成为有岁无岁的决定因素。这与洪熙、宣德、成化、弘治年间丝织业由城镇向乡村推广有很大关系，正如乾隆《吴江县志》所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指苏州府）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指吴江县）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这里所反映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由于丝织业向乡村推广，农家栽桑养蚕外还兼营丝织，这对于丝织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素，同时也必然加深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湖州府各地出现了这样的盛况：“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绌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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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栽桑开始，农家经营就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卷入商品经济中。王道隆《菰城文献》说:“立夏三日，无少长采桑贸叶，名叶市。”此种叶市的价格变动很快，受供求关系与节令制约，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其叶价倏贵倏贱，谚至谓‘仙人难断’。”从事桑叶买卖的牙行——青桑叶行，经营桑叶的期货贸易，称为现销或赊销：其预立约以定价，而俟蚕毕贸丝后偿还价款者，叫作赊销；其有预先付款，俟叶大后交易，叫作现销。一般而言，赊销价要高于现 销价四分之一左右。毫无疑问，丝、绸与市场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每到小满之日，必有新丝上市，于是商贾云集市镇，收购名满天下的优质湖丝，故时人说:“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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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周边兴起了一大批以丝绸贸易为支柱产业的繁荣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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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附近市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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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镇——四乡所产湖丝极负盛名，吸引各地客商，“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镇南栅的丝行埭，丝行“列肆购丝”，“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一方面“乡农卖丝争赴市”，另一方面“客船大贾来行商”，南浔镇成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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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青镇——四乡所产蚕丝以西乡为上，号称辑里（七里）丝。小满新丝上市时，镇上丝行十分繁忙，“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地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贩子“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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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湖镇——四乡盛产蚕丝，万历《湖州府志》说，湖丝“属县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内所产蚕丝，由农家摇船运至镇，牙行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十分热闹。牙行收购后，转售外来客商，“镇人大半衣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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