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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亩制，改变先前存在的大亩、小亩相差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税粮科则，改变先前存在的官田、民田科则轻重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实行官田、民田税粮科则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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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丈田粮存在不少弊端，但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清查出了大量的隐 匿、遗漏田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大幅度增长：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虽然其中有一些虚报数字在内，但承担赋税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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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丈田粮相比较，一条鞭法的推广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的改革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其要点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即把徭役折成银两，把役银向人丁、税粮均派，把赋税与徭役简化为一次编审，即一条鞭编审，故称一条鞭（或一条编）法。张居正认为这是整顿赋役、改善财政的有力措施，极力督促各地方官推行此法。他对湖广巡按说：“此法在南方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又对山东巡按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1581年）决定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它成为全国统一的新赋役制度。这就是《明史 · 食货志》所说的：“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照丁、粮（地）派役，也就是说，把徭役的一部分转移到税粮（土地）中去。与此同时，税粮中除漕粮中的白粮必须征米外，其他实物都改为折收银两，并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并且由于一条鞭编银征收，使政府的征收简便而有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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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实施后，在江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评论说：“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于南北经济情况的差异，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后，在短时期内必然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总体上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即使先前认为一条鞭法不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行此法后，“邑土称其便”。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不但与赋税的货币化步调一致，而且以货币（银两）征解，使赋役简单化、一元化，是符合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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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万历新政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财政赤字消失，史称“太仓粟米可支数年，冏寺（即太仆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是有事实根据的。户部管辖的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各卫官军两年消费，到了万历五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足可供六年的消费，增加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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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万历新政所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万历几十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出现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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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9．从东林到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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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怠于临朝使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甚一日，互相倾轧不遗余力。当时的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神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纷争日趋尖锐时，要想扭转势头，已难乎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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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翰林院侍讲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因汤是宣城人，顾是昆山人，时人称为宣党、昆党。到了万历四十年，党争加剧，形成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对峙的局面。齐党以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为首，楚党以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为首，浙党以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为首，而汤宾尹之流暗中作为主谋，挑动党羽相互呼应，务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新进的言官，无不网罗于门下，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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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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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齐、楚、浙三党视为对立面的东林党，本无所谓“党”，“党”的名称是齐、楚、浙三党所加的，因为它原先只是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的一个讲学场所——东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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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因讨论三王并封和会推阁臣王家屏事，与政府意 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在此前后，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仰慕顾宪成名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听他讲学，顾宪成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学生们讲习学问。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复兴宋朝无锡人杨时的书院。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复兴常州的龙城书院成功，顾宪成便在万历三十二年复兴了杨时的书院，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建成后，顾宪成起草了东林会约，反对迂阔、高远的学问，反对党同伐异、道听途说，主张相互切磋琢磨、师友相得，研究学问必须躬行实践。从此顾宪成兄弟与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钱一本、王永图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不仅在东林书院活动，而且与邻近的书院之间形成一种网络，相互自由地交流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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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二年（1064年）十月初九至十一日，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盛况空前，“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以后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次年召开了东林第二次大会，顾宪成在大会上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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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要纠正王门后学“注脚六经”、“高谈阔论”的弊端，继承儒家正统学脉。东林讲会的注意力不在政治，而在儒家经典，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意在切磋学问。东林书院力戒议论时政，它的院规明确指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东林人士强调重整道德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之有是，众所共以为是也，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东林书院正是体现这一观念的清议中心。正如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 Hucker）所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着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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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为了扩大影响，联合淮抚（凤阳巡抚）李三才。李三才治淮有大略，裁抑矿税太监，颇得民心，官至户部尚书。当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人提议应起用外僚，意在李三才，因此忌者日众，谤议四起。顾宪成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力为洗刷。于是言官乘机攻击东林，使东林卷入了朋党之争。顾宪成以一个下野官僚、东林书院主持人的身份，插手朝廷政务，不仅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而且把李三才与东林人士的关系明朗化。顾宪成对此是有足够估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说：“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顾宪成）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 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故淮抚（李三才）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日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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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上了十五疏，才得到神宗批准。然而攻之者唯恐他再次复出，追究他盗用皇木、占用皇厂土地营建私宅之事，终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遭到神宗“革职为民”的处分。李三才在狼狈不堪时，还不忘为东林辩白。他上疏神宗，希望消党祸以安天下，说:“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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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启初年，形势有了转机，不少东林人士做了大官，这时的东林盛极一时，由在野转化为在朝，原先那种开明色彩却逐渐丧失，斤斤计较朋党之见，壁垒森严，凡是不合己意的都斥为异党。结果驱使齐、楚、浙三党投向魏忠贤门下，形成所谓阉党，与东林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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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原是肃宁县的无赖，吃喝嫖赌倾家荡产，进京自宫为太监。进宫后勾结熹宗乳母客氏，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特务机构）太监，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斧锯凿削的雕虫小技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听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自如，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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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人士副都御史杨涟有鉴于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指出：由于魏忠贤的淫威，“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东林人士左光斗、魏大中等也都挺身弹劾魏忠贤。天启五年（1625年）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被逮捕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次年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以及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人，也因提督苏杭织造太监诬告而被逮入狱中。杨涟在狱中“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左光斗、魏大中被严刑拷打得体无完肤，魏忠贤令狱卒以尸体饲狗。诸如此类的惨状在黄大煜《碧血录》、朱长祚《玉镜新谭》中有详细记录， 令人不忍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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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的爪牙编了一部《缙绅便览》，把凡与阉党作对的正人君子，都称为东林党。王绍徽又编《点将录》，把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仿《水浒传》人物名号排列，为首是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以下有玉麒麟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神机军师顾大章、黑旋风魏大中、大刀杨涟、豹子头左光斗、急先锋黄尊素等。天启六年（1626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编了二十四卷的《三朝要典》，以重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攻击东林党人。魏忠贤独揽朝廷大权，俨然太上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他的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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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于乾清宫懋德殿，年仅二十三岁，由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明思宗拨乱反正，不动声色地逐元凶、处奸党，对自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自称“老祖太太千岁”的客氏，作了果断处置，魏忠贤在贬往凤阳的途中在阜城县悬梁自尽。魏忠贤一死，引起政局的极大震动，阉党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但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彻底清算，势必贻留后患。在思宗的主持下，毁《三朝要典》，定阉党逆案，大张旗鼓地展开。崇祯二年（1629年）思宗以谕旨形式公布了钦定逆案，除首逆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诌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思宗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无论对明朝社稷，抑或对中国历史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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