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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忠带回皇太极致辽东总监太监高起潜的信，信中说：“仍言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接到方一藻报告后，向皇帝对以和议消祸作了说明：必须以和议换回边境三年平静，方可集中力量一举平定内乱。明思宗对此没明确表态，廷臣又群起而攻之，此次和议终于不了了之。皇太极既然有言在先，“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兵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明思宗下令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使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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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年）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威震陕豫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十面张网”战略功亏一篑。铸成大错的关键就在于对“安内”形势判断失误，把李自成息马商雒、张献忠伪降谷城，看作内乱已经平定。明思宗因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 卫，待清兵出塞后，仍不把两人及所率精兵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情绪。乘中原空虚之机，李自成由商雒挺进河南，张献忠谷城起兵转战湖广、四川，明朝从此在“安内”方面丧失了主动权。当明思宗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下令杨嗣昌代替总督熊文灿，前往湖广督师时，形势已难以逆转。洪承畴驻扎在山海关一线，孙传庭则因政见分歧而下狱，杨嗣昌孤掌难鸣，终于落得个心力交瘁，病死军中的下场。明思宗除了叹息“督师（杨嗣昌）功虽不成，志亦堪闵”之外，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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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攘外方面，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十三万精兵，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本拟打一场持久战，无奈兵部企求速战速决，终于导致全线崩溃。内阁辅臣谢升与其他阁僚商量后，决定“款建虏（指清朝）以剿寇”。崇祯十五年（1742年）正月初一，元旦朝贺完毕，兵部尚书陈新甲向皇帝提出了“款建虏”的建议，明思宗对山海关外松山、锦州两城的困境一筹莫展，便答道：“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与清朝重开和谈之事就这样定了下来。陈新甲得到皇帝的旨意，立即派马绍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衔的身份前往宁远与清方接洽，这是明、清两方历次和谈中最具正式规格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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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原本考虑到中原“寇势正张”，意欲“以金币姑缓北兵，专力平寇”，为了缓和廷臣的反对，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不料事机泄漏，舆论哗然，内阁首辅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担责任，明思宗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把此次和谈的责任全部推到陈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办。平心而论，明思宗授权陈新甲秘密与清朝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经过此次波澜，明思宗再不敢与清朝和谈，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较前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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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正式表明要取明朝而代之，兵分两路合击北京。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明思宗与大臣们不得不集中全力，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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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征，是由刚入阁不久的李建泰代帝出征山西。明思宗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他是山西人，为了保卫家乡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又是巨富，军饷不必担心。不料他刚离开北京，就听说家乡（山西曲沃县）陷落，从此进退失措，徘徊于畿南观望，还没有望到三晋大地的影子，就当了农民军的俘虏（李建泰派中军郭中杰出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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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南迁，是把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以躲避农民军的锋芒，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这一决策如果立即执行，那么对于明朝摆脱行将覆灭的命运或许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长江下游又有刘 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总兵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况且清朝在山海关外，李自成在陕西、山西，张献忠在四川。然而内阁、部院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有如此胆识支持南迁之议，终于议而不决，化作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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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勤王，是把驻扎在山海关外宁远前线的吴三桂所部关宁劲旅调进关内“助剿”。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明思宗首次向大臣提出这一意向，阁部大臣们深知此举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外大片国土，都虚与委蛇，推委不决。他们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反对调吴三桂入关。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师为之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与顺天巡抚杨鹗商议：“计莫若撤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并联名上疏提出这一建议，阁臣陈演、魏藻德仍推委不决。如此这般议来议去，议而不决，贻误了时机。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毅然决定下诏征天下兵马勤王——保卫北京，三月初四日下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下旨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率兵人卫，为时已晚。三月上旬，吴三桂徙宁远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进入山海关，农民军已过昌平；等吴三桂二十日赶到丰润时，北京已于前一日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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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走投无路，于十八日后半夜，即十九日凌晨，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颗大树旁上吊自杀，以身殉节。据说他临死前在衣服上写下遗诏：“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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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明之亡实亡于内忧而非亡于外患。其中原因很多，最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便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或者说对杨嗣昌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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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初年，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明思宗给予相当富有感情色彩的评价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食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剧贼，遂致殒身。”他也指出了思宗的两大失误：过于吝啬和朝令夕改，“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庄烈帝论》，对他作了一个客观的评论：“庄烈（即明思宗）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庄烈之招祸，其中之一是拒绝与清朝议和。孟森《明清史讲义》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思宗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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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十四、清——末代王朝的兴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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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明清鼎革之际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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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黎明，马匹喧嘶，人声鼎沸，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大队人马进入北京。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缥衣，乘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人在德胜门欢迎。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行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从西长安门进入大内，紫禁城已由大明易主为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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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为了消灭明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派明降将唐通带了犒师银四万两及吴三桂之父吴襄手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这封招降家书其实是牛金星写了底稿让吴襄誊清的，通篇说理多于抒情：“……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务者亦可心知变计矣。”据说当吴三桂准备统兵入关接受李自成招降时，获悉其爱妾陈圆圆已被农民军首领所霸占而怒不可遏，拔剑掷案，大怒道
:“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忠孝不能两全!”于是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城。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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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揣摩，其中不乏文人墨客的渲染与夸张成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并不仅仅为了一个红粉知己，更着眼于为君父报仇这种伦理纲常。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在他给父亲的复信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吴三桂随即一举全歼李自成派往山海关的唐通八千兵马，及其后援白广恩，这一战表明了他“移檄讨贼”的开始。他发布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贼”檄文，亮出的头衔是已故明思宗册封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团练总兵官平西伯”，向远近宣布他此举是为了“兴兵剿贼，克服神京，奠安宗社”，明白无误地扛起“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的复辟旗帜。毫无疑问，吴三桂是以先帝钦差官员的身份号召明朝遗民起来复仇，为复辟明朝而战斗，这种政治态度绝非“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儿女情长可以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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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深知，虽有关宁劲旅在手，但要与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对抗仍感力量不足，于是，决定向清朝方面“泣血求助”。他写信给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表明了此意，早先投降清朝的舅舅祖大寿、顶头上司洪承畴又为之从中斡旋，终于一拍即合。农民军方面传闻吴三桂不受招抚并发布声讨檄文后，顿时彷徨失措。密切关注关内动态的清朝迅速作出了反应。四月四日，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提议，发大军进关。四月八日，小皇帝清世祖福临作出决定，命多尔衮统领大军出动，特地声明：“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吴三桂的抉择，正好与此完全契合。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从山海关北上递送“泣血求助”的书信，声称“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这是多尔衮求之不得的，立即于次日作出答复，赞扬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义士也”，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劝他归降，并于二十一日率清军抵达山海关外欢喜岭。吴三桂披头散发、身穿孝服前往清营会晤多尔衮，痛哭哀恳，多尔衮答应发兵十万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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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见招降吴三桂不成，于四月七日下令部将刘宗敏、李过率军出征，但刘、李耽乐已久，殊无斗志。四月九日，李自成决定亲自东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率步骑兵五万，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及二王（均为明思宗之子）。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山海关，吴三桂军佯装失利，作为诱惑之计。次日，以英王阿济格骑兵二万为左翼，豫王多铎二万骑兵为右翼的清军，向农民军发动突然袭击，农民军全线崩溃。李自成兵败后退至永平，吴三桂派人议和，提出以交出太子作为停战交件。李自成迫于无奈，派山海关防御使把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得到太子，整军向北京逼来，一路上以明朝名义发布文告：“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太子）”；“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京城内的官僚士绅们互相传播吴三桂将入京为先帝发丧的消息，加紧赶制素帻，张贴标语，扬言“即日拥戴新主，恢复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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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处死吴襄及其家属三十多人，并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次日便开始撤离北京。然而当吴三桂准备进城时，多尔衮却命令他绕过北京城，向西追击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入京。因为多尔衮利用吴三桂的目的是乘机入关进京，由清朝取而代之，而不是恢复明朝。北京城中的官僚士绅们还蒙在鼓里，满怀希望地准备迎接“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他们正在那里“延颈望太子至”呢！五月三日，人群熙熙攘攘，传呼着“幸太子至”的喊声。忽然有人望见远处的尘埃，于是乎大家一起俯伏在地。殊不知，进入北京的并非太子，而是身穿异样服装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及满洲铁骑。多尔衮一行乘銮舆，由骑兵护卫着，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紫禁城又由大顺易主为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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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多尔衮向明朝官民发布了一个政策声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为了笼络人心，他还发布告示，要臣民为思宗挂孝哭灵三日，并且为思宗在帝王庙设灵堂，拟议改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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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过头来审视思宗之死在江南所激起的回响。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后，南京的动向是关系到明朝国祚能否延续的大问题，因而成为遗民们目光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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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的反应是缓慢而迟钝的，原因之一是，南北遥距千里，原先的情报传递系统在战争动乱中已运转不灵，北京事变的消息沿着运河交通线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向南梯次传递，颇费时日。据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研究，由于北京陷落，“邸报”（当时的官方新闻纸）的发行中断，关于北京事变的消息首次到达江南的过程，最详细最重要的情报源首推从北京南下避难者的报道；另一传播媒体是军方直接派人探报的“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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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北两京之间的军事重镇淮安，大约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四月九日，这种疑信参半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那是京营将校抵达淮安，向巡抚路振飞报告北京陷落及“大行之丧”的消息。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间。但南京的衮衮诸公们还以为是捕风捉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报确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才约各大臣出议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诸臣才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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