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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清军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涝与巡抚张秉贞投降。闰六月,黄道周、郑芝龙等在福建奉唐王朱聿键为监国,不久称帝。鲁王朱以海也在绍兴监国。十月,桂王之子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受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迎立,称监国,随即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唐王、鲁王都是短命政权,只有桂王政权支撑的时间稍长一点。它们的存在显示了明朝皇室世系的延续,成为人们抗清斗争的精神支柱,而真正的抗清力量却是接受南明招抚的农民军余部,以及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兵追入缅甸,俘获桂王,南明灭亡后,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这就是李来亨、郝摇旗率领的夔东十三家,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1664年)。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在士大夫张煌言等策动下,顺治十六年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南京,由于孤军深入而失败,张煌言被俘遇害。两年后,郑成功率部转移至台湾,与清朝继续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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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队入关、进京,打出“与流寇争天下”,为明朝“雪君父之仇”的旗号,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顺利地实现了改朝换代。清初沿袭明代制度,翻译《洪武宝训》,由清世祖写序后颁行天下,自认为继承明朝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所罕见。然而它毕竟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势必要引起汉族的反感,这种矛盾在江南反映得尤为明显。清军席卷江南,遭到具有民族气节的一些志士仁人的反抗,吴易、吴兆奎起兵于吴江,陆世钥起兵于苏州,侯峒曾、黄淳耀起兵于嘉定,沈犹龙起兵于松江,王永祚起兵于昆山,卢象观起兵于宜兴,严栻起兵于常熟,钱栴(zhān)、钱稴(bǐng)起兵于嘉善,虽然人少力弱,持续时间很短,政治影响却不小。还有一些激进分子,从事密谋策划,图谋复辟明朝,顺治四年(1647年)他们策划了吴胜兆反正事件,清政府极为震惊,乘机把一些坚决持不合作态度的著名人士如陈子龙、夏完淳一网打尽。但是江南士绅中的不合作倾向依然存在,不仅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不合作态度,就连钱谦益、吴伟业代表的一派,虽然降清,但不愿做官,后来被迫出来做官,也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而江南的豪绅在明朝就凭借特权隐匿土地、逃避赋税,在明清鼎革之际,又大买田宅,承袭前代特权,规避赋役,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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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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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必须在江南采取大动作,给予制裁、打击,“奏销案”便是一个突破口,实际是上述诸矛盾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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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世祖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对江南豪绅隐瞒、拖欠钱粮极为不满,明确宣布:“文武乡绅、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衙役,有拖欠钱粮者,各按分数多寡,分别治罪。”于是从顺治十七年开始,派出官吏专门督理拖欠钱粮,对州县官钱粮奏销情况进行严格追查。次年,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江宁府溧阳一县,查出豪绅拖欠钱粮者13500多人,衙役拖欠钱粮者240人,革去功名或官职,还要“枷责”,一时间“鞭扑纷纷,衣冠扫地”,进而要“追比”——追交拖欠的钱粮,迫使他们抛售田产。四府一县受黜革降调处分的乡绅有2171名,生员有11346名,共计13517名,以至于江南“庠序一空”,保持举贡、生员头衔的人寥若晨星。这些人还要提解至京,从重治罪,“一时人皆胆落”。显然,政府此举的目的不仅是“追比”,而是迫使江南豪绅、士子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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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奏销案”相伴随的是乡试舞弊案件,即所谓“科场案”。科场舞弊本来是科举考试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清初统治者大兴问罪之师,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与“奏销案”相配合,打击江南文人。这次揭发了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科场舞弊,其中顺天、江南最严重,涉及很多江南文人。杜登春《社事始末》回忆此事说:“江浙文人涉丁酉(顺治十四年)一案不下百辈,社局于此索然,几几乎熄矣。一年之间,为槛车谋行李,为复壁谋衣食者无虚日。”顺天乡试的考官李振邺等,中式举人田耜等被杀;南闱正副主考、十六房分考官都被杀,家产抄没入官,处分比北闱重。尔后又在北京复试,考场有士兵站岗警卫,士子胆战心惊不能完卷,革去北闱举人八名,南闱举人吴兆骞等八人打四十板,家产充公,父母妻子兄弟一并流放宁古塔。可见科场案对于江南豪绅中的书香门第在政治上是一次沉重打击,阻断了他们进入官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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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年)苏州吴县发生的“哭庙案”也是如此。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征收欠税制定了苛刻的措施,引起文人学士不满,二月初五日他们聚集在孔庙悼念不久前去世的清世祖,借机发泄积愤,其时江苏巡抚与许多达官贵人都在场,闹得好不尴尬。结果带头的文人学士中十一名领袖人物被监禁,其中有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人瑞(圣叹)。五月初在南京初审,八月七日行刑,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才华横溢的金圣叹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奏销案”起先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哭庙案”发生后,当局决定扩大到四府一县,许多头面人物如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叶方蔼等几乎全被罗织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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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变化,矛盾渐趋缓和。康熙三年(1664年)正式下令豁免顺治元年至十五年的拖欠钱粮,使奏销问题无形之中淡化,以后又多次减免江南钱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圣祖南巡至苏州,户部尚书徐元文讲到江南欠税,清圣祖完全采取宽容态度。政治上的笼络显得更为明显,昆山徐家一门三及第,为江南士子津津乐道。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的探花,官至刑部尚书;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康熙九年充经筵讲官(皇帝的教师),官至户部尚书;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的探花。这成为清初科举盛事,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除了徐氏三杰之外,受到清廷重视的江南士子还有叶方蔼、张廷书等人,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与十八年的修明史,都是他们促成的。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晚明四公子之一陈定生之子陈维崧以及尤侗、朱彝尊等通过博学鸿词科而进入官场;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学生万斯同等进入明史馆,奉命修史。这些措施,明显地改善了清廷与江南文人学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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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2.康熙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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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使台湾回归祖国;率领军队征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击败它的首领噶尔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件大事,彪炳于史册而毫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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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文治,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的倡导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拾遗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九百卷的《全唐诗》等鸿篇巨制,并且企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他还豁达大度地派遣耶稣会士到全国各地测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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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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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在他第五次南巡时,交待曹寅编辑、出版《全唐诗》的任务,这是他十分看重的大型文化工程项目,力图在显赫的武功之外,凸显自己的文治。曹寅正好是一个恰当的人选,他既是满洲亲信,又是一个在汉人文学圈内崭露头角的诗人,而且他先后担任的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都是肥缺,有足够的财力资助这一文化工程。曹寅团结了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完成了收罗二千二百多诗人、四万八千九百多诗作、篇幅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为康熙的文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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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的另一方面是对宋学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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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化中最鼎盛的部分,首先是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这一时期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超过了两汉以来的经学,经学研究扩展到一般学者中,使之成为一门学问,具有学术性,是两汉经学所无法比拟的。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成为主流,是一大特点,这与康熙皇帝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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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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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以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宋学,学者们一边讲学一边钻研宋学,继承儒家正统学脉,阅读经典原著,进行踏实的研究。到了康熙时代,学者们停止了浮而不实的讲学(讲会)活动,专心对儒学原典进行深度探究。孟森《明清史讲义》中说,“圣祖尊宋学”,“欲集宋学之大成”,是切中肯綮的。江南名士徐乾学收集宋朝经学家著作,编成《通志堂经解》,就是集宋学之大成的尝试。李光地、熊赐履都是以宋学名臣而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他们著书立说,以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为己任。因为这个背景,康熙一朝,宋学名臣辈出,诸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等人,不仅对于宋学的发扬光大有所贡献,而且自身的道德、操守也成为一时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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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诸帝中,康熙最值得表彰的是他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充满自信的心态,接纳耶稣会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西学。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中说:“康熙帝是个对西洋学术非常感兴趣的人,又有统一各民族的雄心,因此,绝对不是只尊重中国学术的人,在尊重中国学术的同时,对西洋的学术也很尊重,大量地使用西洋人。”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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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南怀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是由于他在南怀仁身上看到了西洋人比中国人具有更精密的、实用的知识,因此要他制造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规定,以后的天文历法工作,一定要由西洋人主要负责。在南怀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梅文鼎写了《历算全书》,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奠基之作。康熙本人在这方面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在新旧历法的争论中,他为了判明其中的是非,破天荒地努力学习西洋数学。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了当年康熙的“算草”——演算数学的草稿纸,以及他使用过的三角尺、圆规、计算器。一个皇帝竟然如此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曾再有,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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