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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出口的湖丝，每年价值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由于有利可图，太湖周边丝绸业市镇出产的湖丝，经由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外销，致使国内市场丝价日趋昂贵，刺激了农民从事湖丝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湖丝的黄金时代。乾隆二十四年李兆鹏在奏折中指出：“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致丝价日昂”。鉴于国内市场丝价日益昂贵，政府申令限制出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高宗颁发谕旨：“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踊，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所谓限制，其实是官样文章：“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两年后便宣布弛禁。这固然是考虑到前任浙江巡抚庄有恭的申请，即体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丝斤弛禁为便，其实恰恰反映了湖丝出口的经济趋势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此后输出量与价格都在不断增长。马士对康熙、乾隆时期东印度公司购买湖丝的价格有详细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出口贸易的发展丝价上涨的一般趋势：1699年每担丝值银137两，1720年涨至150两，1750年涨至175两，1755年涨至190两，1759年涨至198两，1763年涨至250两，1768年涨至294两，1784年涨至31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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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丝集散中心南浔镇因此生意兴隆，一片繁华。南浔镇的丝行因其销售对象及经营方式不同，而有京行（庄）、广行（庄）、经行（庄）、划行（庄）、乡行（庄）等，时人有诗曰：“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温丰《南浔丝市行》说“一日贸易数万全金”，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以每天贸易额数万两白银计，整个旺季的贸易额约为五百万两至一千万两白银之间。这一估算可以从另一资料得到证实，徐有珂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十万包丝的售价为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就是说，湖丝极盛时南浔镇出口额达白银一千万两左右，由此可见“一日贸易数万金”，并非夸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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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几个侧面勾画了康雍乾盛世的景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乾隆晚期出现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财政消耗是一大原因。清高宗模仿他的祖父清圣祖，多次出巡南游，每处供奉消耗银两动辄二三十万两，比乃祖多二三十倍。他还大造宫殿园林，是整个清朝建园林最大最多的皇帝，如扩建圆明园，增建长春园、万春园，其他如避暑山庄七十二所（分布于热河承德等地），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无嘲讽地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乃在热河口。”乾隆在位六十年中，穷兵黩武，还自鸣得意，自夸为“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消耗了大量军费，单是大小金川（四川西北部）两次战事就耗银七千万两，十全武功的代价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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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宠信的大学士和珅担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擅权跋扈，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督抚司道畏其气焰，无不奉迎拍马，于是官场从上到下糜烂不堪。著名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集团案，造成山东一省财政亏空达数十万两白银；甘肃侵粮冒赈案，牵连官吏达七十多人，其中贪污银子二万两以上被处死的就有二十二人，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然而这些人与和珅相比不免小巫见大巫。和珅在苏州建造陵墓，立享殿，置隧道，可以与皇陵相比，号称“和陵”。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一年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建立了一个由他控制的遍布全国的亲信集团，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太上皇（高宗弘历）驾崩，仁宗颗琰立即剥夺和珅之职，定其二十四大罪，十八日赐和珅自尽。査抄家产，共一百零九宗，计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土地八千余顷。据说和珅家产总计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之多，相当于国库数年的总收入。学者们以为不可轻信，迄今仍是一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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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必由富、强两方面构成，富既不再，强也难存，必然成为衰世。嘉庆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一次清仁宗（即嘉庆帝）南巡到杭州阅兵，士兵射箭“箭箭虚发”，练骑术“驰马人坠地”，这种不祥之兆，预示着衰世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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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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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7．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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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投身政治运动，抨击时政，开拓了新的学问之道。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对现实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清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迫使知识分子疏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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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1652年）政府宣布禁止学者创设书院、纠众结社：“各提学官督率教官诸生，著实讲求平常所学之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集群作党，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清廷对于书院再度成为在野知识分子政治集会的场所是高度警惕的，为此又宣布禁止言论与出版自由：“说书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尚典实纯正，今后督学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蒙引存义》、《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生儒诵习讲解……坊间书贾只许刊成文业有益诸书通行，严禁滥刻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窗艺社稿，违者从重治罪。”康熙时期继承了顺治时期的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重申顺治九年对书坊的禁令，康熙九年公布了取缔书坊的罚则规定。雍正时期再次重申取缔集会、结社，“文人纠众结社，大有关系于人心风俗……如生员监生等以文会结社聚众……该地方官立即拿究申革。远集各府州县之人，标榜社盟……照奸徒结盟律分首从定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生员阶层的政治运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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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箝制的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比前朝更加严格，旨在以功名利禄收买汉人，必令俯首帖耳。科举考试的第一级是夤（yín）试，三年举行两次，通过县考、省考（院考），即为生员（秀才），全国每次录取二万五千名；第二级是乡试，每省三年举行一次，考中第一名者为解元，其余为举人，全国每年录取一千四百名；第三级是会试，三年一次在首都举行，通过礼部考试，第一名为会元，其余为贡生；接着进行殿试（或廷试），中试的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为同进士出身，合计约二百名左右。这一场场的考试，注重的是背诵高头讲章，以及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干的八股文，那些状元、进士大都并无真才实学，更不知经世致用，其中不乏蠢才、庸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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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字狱接二连三地袭来，以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明史狱”和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最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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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湖州南浔人，家道殷富，稍有才学，顺治年间购得同乡朱国桢《明史稿》，请名士修改，并增补天启、崇祯及南明史事，以《明史辑略》的书名作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引起哄动。知县吴之荣告发，酿成大狱。庄廷钱已死，仍处以“断棺戮尸”的刑罚。凡是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发售者，乃至与该书有一字一词牵连者，全部处死，先后死者七十多人，株连七百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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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安庆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此人一向关心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广泛收集史料，编成《南山集》，把南明福王、桂王政权视为正统。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南山集》用南明弘光、永历年号。戴名世因此被处死，祖孙三代直系、旁系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统统处死，其他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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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也因文字遭祸。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其所著《西征随笔》，不仅讥刺时政，而且对年羹尧大事吹捧，什么“洗刷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誉之为罕见之功臣，这构成了年羹尧九十二条罪状中的一条。清世宗作为“奸党”的证据，在惩处年羹尧的同时，把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斩决。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官，被人告发所出试题（“维民所止”）有讥刺皇帝之意，又查出其日记中有“狂妄悖逆之语”，以侍讲钱名世获罪系“文字之祸”，清廷定他“腹诽朝政，谤讪君上”，把他关入监狱，死后遭戮尸处分，株连到亲属学生。侍讲钱名世因为写诗为年羹尧称功颂德，落个革职回籍的处分，清世宗亲书“名教罪人”匾额张挂于其宅第加以凌辱。著名的曾静一案卷入了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尖端——世宗嗣位与诸王纷争的纠葛之中，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是指诬世宗“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类。由曾静一案引起的吕留良案，影响更大。吕留良在著述中力倡夷夏之别，为反清复明造舆论。曾静劝岳钟琪谋反，宣扬吕留良的言论。清世宗下令把早已死去的吕留良戳尸示众，族人斩首，孙辈流放宁古塔，而曾静因悔过认罪，并公开写文章批判吕留良的“逆说”，而免罪释放。清高宗即位之初，便下令把曾静等人处死。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浙江天台人齐周华刊刻为吕留良鸣不平的文稿及其他“悖逆”著作，而遭凌迟处死，可见此案的余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也可见乾隆时文网更加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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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处斩后五十多年，清高宗又因“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受牵连的达二十四人。因为蔡显刻印了自己的著作《闲闲录》，被人揭发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指蔡显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称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当局竟望文生义，指责蔡显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即“异种称王”。蔡显只得被迫自首，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拟按大逆罪凌迟处死。清高宗看了奏折和《闲闲录》，下旨把蔡显“从宽改为斩决”，同时对高晋等大加申斥，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闲闲录》中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之类大逆不道的话，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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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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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字贯案”更为离奇荒唐，也更加蛮不讲理。江西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名曰《字贯》，删改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为清代皇帝名字避讳。结果不但王锡侯遭严惩，书版及书册均被销毁，而且牵连江西巡抚海成、两江总督高晋等官员，以“失察”治罪。此案的审问笔录十分滑稽，犹如一幕荒诞剧。官员问：“你身为举人，该知尊亲大义，乃于圣祖仁皇帝钦定《康熙字典》擅行辩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于凡例内将庙号御名排写。这是大逆不道的实迹，究竟你是何主意？据实供来！”王锡侯答：“我从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约为《字贯》，原因便于后学。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了，现有书板可据，求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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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对文字挑剔之苛细令人防不胜防，也使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高宗巡幸五台山回京时路过保定，尹嘉铨派其子送上两本奏折，其一是皇帝曾有诗褒奖其父尹会一，请皇帝赐给谥号；其二是请求把本朝名臣范文程等与其父尹会一给予从祀孔庙的待遇。高宗大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大学士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负责对尹嘉铨抄家事宜，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结果断章取义地查到其文章中有“为帝者师”字样，高宗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否？”在严刑逼供之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叩头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高宗亲自作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其著述及有关书籍九十三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之狱，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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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多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造成一种以文招祸的恐怖气氛。清高宗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的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是一大盛举，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集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有内府藏本、各地藏书家的进献本、《永乐大典》的辑本，弥足珍贵。但是，四库全书馆在编书的同时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禁书与焚书。四库全书馆从各省采进本中查出禁书，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悖谬”文字逐条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或把应毁原因写成摘要，由清高宗裁定后，一并送到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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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清高宗通过其亲信搜集江南情报，对江浙著名藏书家了如指掌，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给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下旨，要他们对东南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征求书籍，并声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等到征书已全面展开，禁毁书籍的本意已无须隐晦，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诏谕各地督抚，凡在征书中发现“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而重点是明季野史，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等人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戏曲剧本诸如昆腔、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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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查禁焚毁书籍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才保留下来的。尤其可恶的是，四库全书馆的官员奉命无端删改文字，如今所见《四库全书》中的部分著作，已非本来面目，它的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的。《四库全书》收录3457种，销毁2453种，占十分之四；而且收录的书中，也有十分之一的字句被删改。何况它的版本选择不精，又失于校勘，为学者所诟病。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见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甚有见行者非足本，大典中有足本，亦遂忽略检过，不得补其佚文，可知古今官修之书，潦草大都相类。”因此，曹聚仁慨乎言之：“‘潦草’二字，可作《四库全书》定评，用不着把这部书看得了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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