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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清算传统文化与思想，成为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从各种角度批判王守仁与朱熹，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强调气（器），“天下唯器”；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行，反对知行合一、以知代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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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国维所说“国初之学大”，它与乾嘉学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一为经世之学，一为逃世之学，这种差别是时代、社会造成的。康、雍、乾时期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那些论时事、讲历史的人，一旦被认为有碍统治，不是杀，就是流放，其著述被视为悖逆之论，一律严禁、销毁。这使一般读书人、学者不敢议论时政，或故意远离现实，超脱于时政，埋头于故纸堆，沉潜于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汉学，也是促使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清圣祖曾对讲官张玉书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清高宗惩处尹嘉铨这个专门讲求义理性命的理学名臣时，善体上意的大学士三宝奉命审讯尹嘉铨，专门以其丑行揭露理学家的假面具（如逼良家女子为妾等）。此举显然是警告那些理学家不要沽名钓誉。理学家在康熙时似乎尚有点吃得开，到乾隆时只得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汉学，即汉儒注经的章句之学，亦即朴学、考据学。在学术源流上，乾嘉学派得益于朴学的奠基者顾炎武，以及先驱者阎若璩、胡渭，有着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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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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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之学精，精就精在“沉潜诸经”这点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以“无征不信”为治学的根本准则，强调“通经有家法”，“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甚至不敢以经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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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分为吴派与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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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派的创始人惠栋（1705—1758年），苏州吴县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师承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之学，搜集汉儒经说、各家野史，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见称于世，是吴派经学奠基人。他与周围的学者研究经学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韵训诂，即从识字审音而通训诂，再由训诂而求义理。他们的另一特点是唯汉是从，其出发点本是针对宋儒对经典的任意穿凿附会，矫枉过正，走向极端，成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目信奉者。惠栋的代表作《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陷于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的怪圈之中。然而却得到清高宗的青睐，大力提倡，要大臣保荐经术之士，刊印《十三经注疏》，汉学由此而声望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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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派学者成就突出的还有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沈彤（1688—1752年），苏州吴江人，通经学，尤精三礼，著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等。江声（1721—1799年），苏州元和（今吴县）人，宗汉儒经说，精研古训及《说文解字》，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六书浅说》等。王鸣盛（1722—1797年），苏州嘉定人，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治经断不敢驳经”，“墨守汉人家法”，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钱大昕（1728—1804年），苏州嘉定人，王鸣盛妹婿，精通训诂、词章、金石、天文、历算、历史，曾参与编写《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等书，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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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的创始人戴震（1723—1777年），徽州休宁人，字东原，青年时求学于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北京，结识名士纪昀、朱筠、王鸣盛、钱大昕等，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校订《大戴礼记》、《水经注》。他强调义理之学，把训诂考证与义理结合起来，因此其考证、注释经典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学者，汪中说：“戴氏出而集其成。”他对经学、训诂、音韵、天文、历算、地理都有精深研究，反对师法汉儒，主张学宗原经，著有《孟子字义疏证》、《毛郑诗考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反映出考证研究对义理思想的冲击，其理论冲击力表现在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向当时的正统学说挑战：“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因为这种关系，美国学者艾尔曼（B.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中把戴震的社会批判定位为“从考证回归义理”，而感叹于“戴震的社会批判学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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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学者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段玉裁（1735—1815年），镇江金坛人，师事戴震，尤精小学、考据、经学、音韵，积数十年之精力，注释《说文解字》，王念孙在为《说文解字注》所写的序言中，称赞段注是“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段玉裁另外还著有《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韵表》等。王念孙（1744—1832年）扬州高邮人，师从戴震，擅长文字、音韵、考据，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年），扬州高邮人，继承其父念孙，研究音韵训诂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之学，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等。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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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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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知名学者多达六十余人，名家辈出，成绩卓著。除上述各项学术领域之外，校勘与辑佚古籍也引人注目，《盐铁论》、《白虎通义》、《华阳国志》、《水经注》的整理，从《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中辑出《世本》、《竹书纪年》、《八家后汉书》、《十家晋书》等，都是颇显功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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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汉学兴盛，考据风行，不免繁琐细碎，舍本求末，但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晚明以来治学空疏之风一扫而尽，把学者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浮夸学风转变为朴实严谨的学风是乾嘉派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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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降统治者对思想的统制有所放松，于是后生新进顾忌稍减，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等都是涉及当代政治事务之作，学者们开始由为学问而学问转向经世致用。至道光朝，由盛转衰已十分明显，政治问题接踵而来，无法回避，尤其是盐、漕、河三事成为关注焦点。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仿《明经世文编》体例，表明学问力图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外来扩张势力敲打中国的大门，知识分子急欲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林则徐译各国图志，徐继畲译《瀛寰志略》，一改乾嘉学者的钻故纸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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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嘉道间社会危机加深，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已经降临，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首先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的樊篱及繁琐考证的枷锁，面向现实，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章学诚、龚自珍、魏源便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章学诚（1738—1801年），绍兴会稽人，曾为湖广总督毕沅幕僚，助纂《续资治通鉴》。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精心编纂多部地方志，他提倡“六经皆史”，孔子并非集大成者，在汉学盛行的时代，唱出了反潮流的声音，反对脱离现实、复古倒退。他认为学术应“持世而救偏”，反对汉学家“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的倾向，主张学问应“计其实用”。龚自珍（1792—1841年），杭州仁和人，曾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古文字学，又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是嘉道间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和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他反对汉学倡导的脱离社会现实、埋头考据的学风，主张继承汉朝今文经学家“微言大义”、“讥切时政”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他希望形成朝廷“更法”、“改图”，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师从刘逢禄，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经学家，曾受聘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江苏巡抚陶澍从事漕运、水利方面的改革。他认为汉学只知训诂音韵，不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不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过于迂阔陈腐，以致“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他写《圣武记》，以盛世武功激励人心；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打开眼界。这就是王国维所说“道咸以降之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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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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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9．从海禁到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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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对海外贸易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年），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时期（1684—1756年），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时期（1757—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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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康熙二十二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先前所面临的反清复明问题已烟消云散，于是清朝中央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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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围绕着是否继续实行海禁政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张开禁的官僚认为，开禁是大势所趋，于国于民都有利。福建巡抚吴兴祚说：“应与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充军饷。”左都御史慕天颜说：“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指外贸收入）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当时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各省地方官都从繁荣经济、有利民生着眼，主张开禁。与此对立的守旧派官僚，如明珠、李光地之流反对开禁，他们从政治着眼，为杜绝不安定因素，反对与外国进行贸易。清圣祖毕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以远见卓识作出立即开放海禁的决定，他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他以国计民生为念，毅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取消海禁，重开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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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的开放范围是比较广的，正式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并且正式设立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任，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浙海关及江海关均由两省巡抚兼任。在这些港口沿线及邻近地区也都允许进行对外贸易，例如广东的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四十三处，福建的厦门、汀州、台北等三十多处，以及浙江、江苏沿海多处港口都是开放的。这一开放不仅吸引了外商前来贸易，也刺激了中国商船载货到国外进行贸易，大体上江浙一带商船多来往于日本长崎和宁波、上海之间，闽粤一带商船多来往于南洋各地。当时有“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的说法，可见南洋贸易是当时的主流。闽粤沿海人民因远贩外洋而活跃了地区经济，也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据估计康熙时期海关税银每年至少在四五十万两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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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开放毕竟是有限制的。事实上，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康熙五十五年，这三十二年中，与外国的海舶贸易曾在浙江的宁波（舟山）、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澳门进行；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部贸易在广州进行，厦门贸易只有两年，宁波贸易只有三年。究其原因是宁波、厦门贸易无章可循，官吏贪污成风，经商十分不便。另一方面，对出海船只的大小规格有严格规定，以防转资海盗或盗米出洋或偷卖船料。当沿海人民不顾清廷禁令，不断移民南洋，大批船只出售给外洋各国之类事件一再发生时，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忧虑。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圣祖在与大学士、九卿等官僚谈及此事时明确表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有鉴于此，他下令：“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次年，清政府终于制订了禁止通南洋的政策，即所谓“东洋可去船，南洋不许去船，红毛（西洋各国）听其自来”。《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对此作了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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