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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雍正五年（1727年）。地方官鉴于禁航南洋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希望开禁。闽浙总督高其倬向清世宗上疏，指出：为了广开谋生之路，对地方有益，只有开洋一途，请求弛南洋之禁。广东方面的地方官也提出一体开洋的请求。清世宗便在雍正五年下诏允准开放南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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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包括清圣祖这样的明君，对于当时世界的大势，对于发展外贸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各国展开商业竞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传统的内陆文明与小农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进取不足而保守有余，处处以防范为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天朝大国乃世界之中心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居高临下地加以提防。这种防夷政策几乎是面面俱到的，第一是严禁硝磺、火药、铁器外销，第二是夷商到岸必须起卸武器，第三是务使夷商不能明了中国真相，为此规定：不准夷商在广东“住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夷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清高宗即位以后愈演愈烈，逐渐收缩通商口岸，从粤、闽、江、浙四省减少到广东一省，从大小百来个口岸减少到广州一口，是有其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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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乾隆二十四年发生了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要求自由通商的案件，引起清朝政府更加严厉的防范。即使在唯一开放的粤海关，还颁布了防范外国商人的条款：（一）洋船销货后，应饬依期回国，禁止住冬；（二）洋商船毋许汉奸私行交易；（三）内地行商毋许借洋商资本；（四）洋商毋许雇内地厮役；（五）洋船泊处，守备一员督同弁兵弹压、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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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必须住在广州城外特别居住区域内的商馆，并且必须通过称为广东十三行的公行进行交易。公行是洋行的共同组织，洋行和公行承销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并负责代办外商所需的中国出口货物，以及承保、缴纳进口税项。所谓十三行是一个俗称，实际并非十三家，他们是官方特许经营外贸的商人，他们的行会组织是公行。成立公行的目的在于共同承担官府差料、消除内部竞争、统一货价以及办理中外交涉事件。行商作为官府与外商的中介，负有照料和管束外商的责任。外商在黄埔上岸后，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省河边的商馆，平时不得任意到商馆区以外走动，更不准入城。他们经商和生活所需的买办、通事、仆役，都必须由行商雇佣。外商有事要向官府递禀交涉，官府有事要通告外商，都经过行商转达。贸易季节一过，行商有责任催促外商离境，或返回澳门居住，不准在广州过冬。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对外商的控制，把对外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但它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制度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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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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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乾隆晚期，中国还是一个出超的国家，大多数年份都有贸易顺差，许多外商都要以本国银洋来支付贸易差额。在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商中，经过产业革命、经济蓬勃发展的英国占一半以上，他们也长期处在逆差之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32银元；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总共才16871592银元。据统计，18世纪整整百年中，英国因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往中国的银元达2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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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消除限制，缔结基于近代条约的国际关系，特派以马嘎尔尼伯爵（George Lord Macartney）为正使、东印度公司大班斯当东为副使的使节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到达渤海湾的大沽海口。这次出使目的在于扩大通商与联络邦交，其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获得如澳门一样的地区；其二，如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减少广州通商的限制；其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其四，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欢迎清公使驻伦敦。对于这个使节团，清廷颇为重视，派官员专程迎接，优礼款待，希望把此次“朝聘”搞成“外夷向化”的盛典。然而双方一接触，便发生了觐礼纠纷。马嘎尔尼尽管在进京途中对清方在他的船上挂上“英吉利国贡使”的旗帜佯装不知，但抵达热河离宫时，拒绝向清朝皇帝行跪拜礼，要求行英国的觐礼——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君主之手而亲吻。清朝官员经过一番权衡，只同意一半，即一足跪地，而不同意另一半，即亲吻皇帝之手。觐见完毕后，清高宗接过马嘎尔尼呈递的国书，随即赠给英王一柄“白如意”交给马嘎尔尼。马嘎尔尼随后提出如下要求：英国派员常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在北京建商馆贮货发卖，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居住、贮货，在广州附近拨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并允许其自由出入，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的内河运输税，允许英国人传教，免除英国人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等。清朝政府对马嘎尔尼一行给予热情的招待，却回避实质性的交涉。清高宗一方面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英船不得驶至浙江、天津等地上岸交易，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以上谕的形式告知英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考虑到对方的困难，可以承认作为恩惠的朝贡贸易。马嘎尔尼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翌年三月从澳门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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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觐见清高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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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译成英文在报上刊布，便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注意到你谦恭有理的态度……我没有忘记你们岛国被茫茫大海与世隔离开来的孤独偏远之感……但我们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我们不需要野蛮人的产品。”在当时英国被视为荒谬可笑的消遣和娱乐。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尽量以一种超脱的客观眼光阐释这一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英国方面也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他们派遣使团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兼而有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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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Amherst）为团长的使节团前来中国。上次马嘎尔尼出使在礼仪上占了便宜，加深了清朝对于英人“桀骜不驯”的印象，阿美士德出使时，清廷便不再通融了，使节团一到大沽，清朝官员就与他谈判礼仪问题，结果双方陷入僵局，使节团因此被堵在通州。最后清仁宗不耐烦了，下令召见英使，官员连夜用车把他送往北京，当英使抵达圆明园时，借口疲惫不堪要求改日觐见，不顾清方官员劝阻，拂袖而去。英使如此无礼，清仁宗大怒，下令驱逐英使，并且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里宣布：英国遣使前来中国，“礼义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当然，阿美士德原先准备提出的要求，诸如开放宁波、天津、舟山让英商贸易，并在北京设立商馆，允许英商全年在广州城内自由贸易等，也因为双方礼仪争执不决，而根本无从谈起——谈判还未开始已告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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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清朝的闭关政策更加严厉，道光十一年（1831年）订了八条章程，把原来作为惯例的不准夷妇住馆、不准外商坐轿、不准外商私带枪炮进省等项严格地规定下来。以后又规定了防范贸易洋人的酌增章程八条，禁止外商雇佣中国员工，禁止外商进内河，外商与官府交涉须经行商（公行商人）转禀等。而英国方面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进行极为卑鄙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东印度公司报告，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向中国走私鸦片4570箱，道光十年（1830年）增加至19956箱，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又分别增加至30202箱、40200箱。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非法的鸦片贸易成为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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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便与闭关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以何种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卡尔 · 马克思当时在英国发表的时评中说，闭关自守的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后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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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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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00．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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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府都很注意控制人口，因为人口与赋税、徭役有直接关系，但往往关注人口中的某一部分，即所谓“丁”（成年劳动力），由于这种关系，历代人口统计一般都偏低于实际数字。自汉至明，官方统计的人口在6000万上下徘徊，一方面显示了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也显示统计中的误差。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首次指出：北宋的总人口已有1亿，南宋和金的总人口为1.1亿。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指出：从东汉王朝到明朝的建立，只有很少几个世纪才有持续的人口增长，而这种难得出现的增长又被蒙古人入侵的暴力毁灭殆尽；与此相反，14世纪以后，人口以平均每年0.4%的速度缓慢增长。他在何炳棣的研究基础上，对明清两代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作了修正，提出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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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65〜80（百万）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 120〜200（百万） 1650年（顺治七年） 100〜150（百万） 1750年（乾隆十五年） 200〜250（百万） 1850年（道光三十年） 410（±25）（百万）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进一步指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总人口达0.727亿，明末全国总人口达1.525亿，清乾隆时全国总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1644—1851年两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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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不可能每隔一个世纪就增长一倍，于是便形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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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两个世纪中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很难以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因为这两个世纪中生产力并无突飞猛进般的发展，不可能导致人口爆炸。它也很难以社会相对和平稳定来解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曾多次出现，何以没有出现人口爆炸？它又很难以疆域扩大来解释，因为清朝比明朝扩大的疆域都是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显然，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