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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觐见清高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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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译成英文在报上刊布，便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注意到你谦恭有理的态度……我没有忘记你们岛国被茫茫大海与世隔离开来的孤独偏远之感……但我们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我们不需要野蛮人的产品。”在当时英国被视为荒谬可笑的消遣和娱乐。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尽量以一种超脱的客观眼光阐释这一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英国方面也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他们派遣使团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兼而有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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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Amherst）为团长的使节团前来中国。上次马嘎尔尼出使在礼仪上占了便宜，加深了清朝对于英人“桀骜不驯”的印象，阿美士德出使时，清廷便不再通融了，使节团一到大沽，清朝官员就与他谈判礼仪问题，结果双方陷入僵局，使节团因此被堵在通州。最后清仁宗不耐烦了，下令召见英使，官员连夜用车把他送往北京，当英使抵达圆明园时，借口疲惫不堪要求改日觐见，不顾清方官员劝阻，拂袖而去。英使如此无礼，清仁宗大怒，下令驱逐英使，并且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里宣布：英国遣使前来中国，“礼义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当然，阿美士德原先准备提出的要求，诸如开放宁波、天津、舟山让英商贸易，并在北京设立商馆，允许英商全年在广州城内自由贸易等，也因为双方礼仪争执不决，而根本无从谈起——谈判还未开始已告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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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清朝的闭关政策更加严厉，道光十一年（1831年）订了八条章程，把原来作为惯例的不准夷妇住馆、不准外商坐轿、不准外商私带枪炮进省等项严格地规定下来。以后又规定了防范贸易洋人的酌增章程八条，禁止外商雇佣中国员工，禁止外商进内河，外商与官府交涉须经行商（公行商人）转禀等。而英国方面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进行极为卑鄙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东印度公司报告，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向中国走私鸦片4570箱，道光十年（1830年）增加至19956箱，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又分别增加至30202箱、40200箱。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非法的鸦片贸易成为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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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便与闭关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以何种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卡尔 · 马克思当时在英国发表的时评中说，闭关自守的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后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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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00．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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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府都很注意控制人口，因为人口与赋税、徭役有直接关系，但往往关注人口中的某一部分，即所谓“丁”（成年劳动力），由于这种关系，历代人口统计一般都偏低于实际数字。自汉至明，官方统计的人口在6000万上下徘徊，一方面显示了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也显示统计中的误差。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首次指出：北宋的总人口已有1亿，南宋和金的总人口为1.1亿。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指出：从东汉王朝到明朝的建立，只有很少几个世纪才有持续的人口增长，而这种难得出现的增长又被蒙古人入侵的暴力毁灭殆尽；与此相反，14世纪以后，人口以平均每年0.4%的速度缓慢增长。他在何炳棣的研究基础上，对明清两代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作了修正，提出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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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65〜80（百万）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 120〜200（百万） 1650年（顺治七年） 100〜150（百万） 1750年（乾隆十五年） 200〜250（百万） 1850年（道光三十年） 410（±25）（百万）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进一步指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总人口达0.727亿，明末全国总人口达1.525亿，清乾隆时全国总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1644—1851年两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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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不可能每隔一个世纪就增长一倍，于是便形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即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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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两个世纪中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很难以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因为这两个世纪中生产力并无突飞猛进般的发展，不可能导致人口爆炸。它也很难以社会相对和平稳定来解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曾多次出现，何以没有出现人口爆炸？它又很难以疆域扩大来解释，因为清朝比明朝扩大的疆域都是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显然，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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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与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地”政策的相继颁布、执行，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以前人丁的增加意味着赋税徭役的随之增加，具体而言，丁银的负担出于人头。因而隐瞒真实人口、年龄，便成为逃避负担的一种手段，人口的统计必然大大低于实际数字。五年一度的编审，不可能把实际增加的人丁全部登记入丁银征收册籍。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以后，把人丁的负担（丁银）全部平均摊派到土地的负担（地银）上，人丁的负担以法律形式宣布取消，这一政策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一方面，使长期隐匿的人口不再隐匿，政府的人口统计接近于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不再带来人头税，刺激了人口的迅猛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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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农业生产技术近于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的社会中，要提高土地的产量，主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增加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因而人口增长是劳动力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最便捷最重要的手段。珀金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史的结论之一，就是人口增加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他说，人类历史上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化经营的过程，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农业经济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迅猛增长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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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人口增长主要在农村，所以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清朝政府奖励垦荒地政策的持续贯彻，取得明显的成效，促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顺治年间到雍正年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大体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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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冀、鲁、豫、陕、甘，人口增长59.44%，耕地增长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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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皖、川、粤，人口增长30.30%，耕地增长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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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赣、湘、鄂、闽，人口增长6.4%，耕地增长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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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奉、吉、新、桂、云、贵，人口增长3.77%，耕地增长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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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为乾隆时期人口突破3亿大关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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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弥补了耕地面积的不足，这主要是乾、嘉、道三朝水稻的双季种植化，以及高产作物番薯、玉米的推广（前面已有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为新增人口提供了新的粮食来源。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指出：山药、芋头、白薯、木薯、土豆、玉米等原产美洲的作物，在发现新大陆后才渡海进入中国，直到18世纪才真正得到推广，那时候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不得不在平原地区之外开垦荒山野岭，使南北部分的人口相对地重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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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口的迅猛增长毕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达到3.0148亿后，这种压力愈来愈明显了。乾隆五十八年清高宗就感到人口压力之沉重，他说：“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无独有偶，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著名学者洪亮吉也在这一年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耕地的增长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二）他主张以“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过剩人口，即水旱瘟疫等灾害的自然淘汰，政府人为调整与救济，如移民、开荒等；（三）他认为听任人口激增会引起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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